陶行知把反洋化教育与其反传统教育一样，作为他一生教育活动的另一项重大任务。他所指的洋化教育，主要是“办学校一定要盖洋楼、说洋话、用洋书”，“尤其是没有工业的生产而他们要工业的享受和花费”[25]。他总结照搬照抄发达国家办学的经验教训时指出：“我国兴学以来，最初仿效泰西，继而学日本，民国四年取法德国，近年特生美国热，都非健全的趋向。学来学去，总是三不像。”[26]他虽然反洋化教育，反对不顾国情照搬照抄，但认为：“反洋化教育的用意并不是反对外来的知识”，不但如此，他以其教育价值观为指导，主张“对于外洋输入的真知识是竭诚的欢迎”[27]。他对于借鉴外国经验办幼稚园的态度，就是很好的说明。他提出办幼稚园“不要搬洋货，也不要鹜时髦，只求适合于乡村儿童的生活”，但同时认为：“还要吸收别人的经验，我们要把英国的、法国的、日本的、意大利的、美利坚的……一切关于幼稚教育的经验都吸收进来，我们来截长补短冶成一炉。”[28]他极力主张截长补短、有选择地吸收外国教育优长于我国之处，是因为他认识到：“泰西学术，实高出吾人之上。何妨借他人之长，以济己之短。”[29]他还指出：“中外情形有同者，有不同者。同者借镜，他山之石，固可攻玉。不同者而效焉，则适于外者未必适于中。”[30]
陶行知在积极主张吸取外国文化教育的同时，则反对两种不正确的态度：一是醉心西化，东施效颦；二是唯我独好，拒绝吸取。对于前者，他认为：“自西学中输，新学派之醉心欧化，蔑视国文也，久矣。殊不知腐儒鄙弃西学，固属偏见；而新进蔑视国文，尤为忘本。”[31] 对于后者，他批驳以东方精神文明为最好作借口，抑制向西方学习的论调，指出：“现在有一班人，开口就说：西方的物质文明比东方好，东方的精神文明比西方高。这句话初听似乎有理，我实在是百思不得其解。”他论证说：“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是合而为一的”[32]，如果承认西方物质文明比东方好，就该接受西方文化教育，不该自以为精神文明唯我独好，拒绝向西方学习。
其实，陶行知不只是在认识上主张有选择向西方学习，在实际行动中也是选粹吸收西方文化教育的典范。他在大学学习期间，为了加强修养，存真去伪，“暇时辄取《新约》展阅之，冀得半言片语以益于身心而涤其伪习”[33]；后来赞扬马克思主义学说是“光明照万世，宏论醒天下”[34]。他对西方的教育经验教训，有选择地吸取更为广泛。对他影响最为显著者，主要有：其一是裴斯泰洛齐、福禄培尔，其二是杜威。他对前者赞扬说：“白斯达罗齐（裴斯泰洛齐）、福禄伯（福禄培尔）等之伟功盛业，无不在试验，无不在发明”[35]，并效法他们坚持教育试验，办晓庄师范、育才学校，办幼稚园；受后者影响更为明显，他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理论，显然是对杜威“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改造继承。对于陶行知反洋化教育必须有整体的全面了解，才不至于发生只强调反洋化教育或只看到他有选择地吸取外国教育的片面性。
（三）去与取，只问适不适、好不好
陶行知的中西教育观，有一个总的指导思想和根本原则，就是“去与取，只问适不适，不问新与旧。”所谓“适不适”，是指“适合国情，适合个性，适合事业学问需求”。他认为：“外国的经验，如有适用的，采取他；如有不适用的，就回避他。本国以前的经验，如有适用的，就保存他；如不适用，就除掉他。”[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