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他在崇一学堂和金大学习期间所形成的知识结构是中西冶为一炉，将传统儒学与近代西学融为一体。
（三）留学赴美，吸纳西学
陶行知为了寻求革命真理，1914年秋赴美留学。同年9月，入伊利诺伊大学研究院，攻读市政。头两个学期，修习的课程主要有公法研究、市政、美国的性质和教育行政等；第三学期，修习的课程有：“单位等级与规范、教育研究法、中学课程、教育心理学研究”。[6]其后，因他决心献身于教育事业，于1915年夏，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专攻教育。他在第一学年修习的课程主要有：美国公共教育管理、教育史、教育哲学、中学原则等；第二学年修习的课程主要有：教育史、教育社会学实习、国外学校系统的社会基础、教育社会学研究等。这表明，他在留美期间，主要攻读了西方的市政和教育，使他的知识结构增大了西学的分量。
总之，他在少年时期学习的是中学；后入崇一学堂、金陵大学是中西兼学，以西学为主；最后留美专攻西学，可见他的知识结构是中西掺糅，这是他中西教育观形成的起点和基础。
二、从思维方法上，看陶行知中西教育观的发展
陶行知在学习期间所构成涵盖中西的知识结构，严格来说这还只是他中西教育观形成的物质基础，因为知识本身还不等于是智力和能力，而从知识转化为智能有一个很重要的转化因素，这就是思维方法。他正是运用了现代的思维方法，处理中外教育及其关系，使他的中西教育观得到了相应的丰富和发展。
（一）运用中西比较方法，借镜西方试验主义，揭示传统教育弊端
陶行知在“五四”时期，在思维方法方面，大力提倡试验主义教育方法，并深刻地揭示出中国传统教育在治学方法上存在着违反科学的地方。他指出：“吾国数千年来，相传不绝之方法，唯有‘致知在格物’一语”[7]。可是，格物致知的效果如何呢？他认为朱熹和王阳明虽然有“格物”与“格心”的不同，但均不得法，因为都缺乏试验，所以都不能格物穷理。在他看来，教育为群学之一种，治学必须采取试验主义教育方法。因为教育之进步，莫不根源于试验，“试验之消长，教育之盛衰系之”[8]。他主张要以试验主义教育方法进行教育改革。他认为：“欲求常新之道，必先有去旧之方。试验者，去旧之方也。盖尝论之，教育之所以旧者五，革而新之，其惟试验。”[9]他归纳传统教育的“五旧”弊端是：一曰依赖天工，二曰沿袭陈法，三曰率任己意，四曰仪型他国，五曰偶尔尝试。
他从思维方法上，将中西教学方法两相比较，发现西方施行试验主义新教育，尊重儿童，采取启发诱导，于是对中国传统的注入式教授法产生怀疑。他在南京高师教务会议上提出了把教授法改为教学法的提案，因受保守势力阻挠，当时未获通过。但到五四运动兴起，他趁反对者无暇对抗，毅然将全校的教授法改成了教学法，取得了教学改革的胜利。
（二）采取逆向思维方法，逆反旧理之不足，翻转变成新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