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的中西教育观进行整体的全面研究，是很有意义的。因为陶行知的中西教育观是其教育理论研究和办学实践的重要指导思想之一。他能在从事平民教育、乡村教育、国难教育、战时教育、民主教育和全面教育各次运动中留下教育革新的不朽业绩，尤其是创造性地提出了生活教育理论，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取得令人瞩目的光辉成就，这与他有着能够正确对待中外教育及其关系的教育观分不开的。众所周知，自中国近代西学东渐以来，在教育领域出现了西学与中学经过碰撞而走向融合的过程。先从物质层面接受西学的西文、西艺；然后延伸到制度层面，接受了西学的西政；最后才深入到思想文化层面，这是“五四”运动时期接受西方文化教育的重要课题。我国近代教育发展的史实表明：处理中西教育及其相互关系问题，是近代教育中的一个中心问题。
陶行知留美回国是在1917年10月，正处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夜。他后来积极参加“五四”运动，提倡新教育，反对传统教育和洋化教育，成为教育革新的旗手。伟大的时代，促使他走到了教育革新的前列，在重视有选择地吸纳中外教育经验教训过程中，促进了他的中西教育观走向成熟。本文仅从其知识结构、思维方法和教育价值观几个方面，阐述陶行知中西教育观的形成、发展和主要内涵。
一、从知识结构上，看陶行知中西教育观的形成陶行知的中西教育观，就是他对待和处理中外教育及其相互关系时所持的观点和态度。这种观点和态度，早在他青少年求学和后来留美深造时期，已呈现出端倪。
（一）儒学开蒙，植根于传统教育沃土
陶行知1891年出生于徽州歙县。徽州不但是拥有巨资的徽商故里，又是著名的“徽州文化”发祥地。从学术思想上看，有以朱熹为代表的新安理学；有以江永和戴震为代表的朴学，等等，史称“徽州学派”。他生长在这样经济繁荣的“徽州文化”故乡，植根于传统教育沃土，在“细雨润无声”中，受到了中学的潜移默化的熏陶。
但因他幼年贫寒，直到6岁（1896年）时，蒙馆塾师方庶咸秀才，视其聪慧，方免收束代为开蒙。1900年，他随父陶位朝到万安镇，得入吴尔宽经馆伴读，但只读一年多，又随父返回家乡黄潭源。由于他攻读经史认真，成绩斐然。据他的同学、同乡姚文采回忆：“在小学时代，我们比赛记忆力，他在三刻钟内，可以背熟四十三行《左传》”[2]。还有人回忆：“他从王藻老夫子学习四书经传，天资聪敏，过目不忘。”[3]这位王藻老夫子是前清时的贡生，在离陶行知家十五华里的航埠头经馆执教。他每隔几天求教一次，风雨无阻。由于他这样勤奋攻读儒学经史，为其中学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二）广采博集，中西兼学
陶行知于1906年入教会学校崇一学堂就读，这是他接触西学的肇始。当然，崇一学堂开设的课程，是中西兼学，以西学为主，其中的英文、代数、格致、外国历史，为西学；修身、历史、地理、算术、音乐，为中西兼学；经学、国文、中国历史，为中学。他不但对堂内各门课程，成绩优秀，还在课外注意补充中国传统的文化知识。“他对吟诵唐诗颇为向往，挤出时间向国文老师程修之求教”[4]。
他于1909年考入南京汇文书院，后随书院并入金陵大学。金大的“本科科目分选科和必修两种”[5]，必修科目有：中国文学、英国文学、中国哲学、西洋哲学、伦理学、社会学、教育学、生物学或生理学、天文学或地质学、政治学等门；选修科目有：文言文、自然科学、社会学、宗教学等门。他中西兼学，刻苦钻研，既接受了西方达尔文的进化论、美国总统林肯的民主共和主张，还受到基督教义的很大影响，同时，也吸纳了中国古代孔孟的思想、王阳明“知行合一”学说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