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陶行知发表《试验主义与新教育》一文，旗帜鲜明地提出：教育要有发明，发明必资乎试验。他反对在办教育上存在的五种弊端：一曰依赖天工；二曰沿袭陈法；三曰率任己意；四曰仪型他国；五曰偶尔尝试。他尤其反对仪型他国的拉“东洋车”和拉“西洋车”，也反对沿袭陈法搞陈腐封闭的老八股。他自己曾说自己一生干了三件事，即：一，反对洋化教育；二，反对传统教育；三，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争取建立自由平等的教育方法和为人民大众求解放的教育学说。综考陶行知所寻所负，他的自述与其实践，是完全一致的。
陶行知为反对“五种弊端”，完成“三件事”，开展了大量教育实验。从1923年辞去南京高师职务开始，直至1946年7月25日逝世，他先后创办过晓庄学校、自然学园、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社会大学等各种类型的学校及其他教育事业，都是试图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所进行的创造性的“教育实验”。他批评按传统教育范式所办的学校说：“我们现在所有的学校，大概都是按着一定的格式办的，目的有规定、方法有规定。变通的余地既然很少，新理安能发现？”[6]因之在“实验出真理”思想指导下，他在极为艰难的环境中，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绩的教育实验，为中国现代教育发展提供了十分宝贵的经验。
第三，推行普及教育，探寻全民族现代化的路径。
1935年，陶行知根据世界教育发展趋势和中国的实际，制订了《中国普及教育方案商讨》，提出了普及教育的三个基本设想：“甲，整个民族现代化，不仅是学龄儿童及失学成人之普遍入学。乙，整个生活现代化，不仅是普遍识字或文盲之普遍消除。丙，整个寿命现代化，不仅是四个月、一年、二年、四年之义务教育。教育最重要的成就在使众人养成一种继续不断的共同求进的决心。”[7]欲求强，实现民族、生活、寿命的现代化，教育必须普及，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必须提高。他认为，“教育是必须普及。但是老法子决办不到，只好想新的法子来解决。”[8]采用新法子的要求和目的是“以最低费用，在短时间内，以最少的经费，实行免费的全民教育”。经过大量实验，他认为采用面向生活，结合生产劳动，即知即传、能者为师的办法，容易收到事半功倍之效。他设想义务教育运用识字的人教不识字的人，以成人教小孩，小孩教小孩，小孩教成人四种方式履行。如此回环交替进行，中国才能“保证川流不息的现代化”；人人“与时代俱进，才能做一个长久的现代人”。[9]
陶行知提出了普及教育的构想、原则和方法，并进行了大量实践，尽管他的目的远没有如愿以偿，尽管他的设想与社会有种种抵牾，但他普及教育的远见卓识，是符合教育发展节拍的，与全世界教育新思潮是一致的，值得重视。他普及教育的许多具体技术性方法，对于普及义务教育和扫除文盲，亦不乏现实意义。
陶行知以其“广博的知识”、“服务人民的热情”、“坚持到底的事业精神”，孜孜以求地探讨中国教育发展的道路，为中国人民的教育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正如陆定一所言，陶行知“一生致力于救国事业、民主事业与教育事业，他在教育方面对人民的贡献，尤为巨大与不可磨灭”。[10]
二、创立了在中国教育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生活教育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