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受教育的对象而言，中国封建的传统教育，是小众教育。他在《生活教育之特质》一文中说：“少爷小姐有的是钱，大可以为读书而读书，这叫作小众教育。”[3]而广大劳苦大众受尽小众的压迫剥削，从来不给时间、金钱和机会思考一下生活、人生，有的却只教他们拼死拼活地生产做工，根本不可能受教育。总之，中国传统教育进入近代以后，不是走上了阳关道，而是走上了独木桥、死胡同。为了摆脱教育的困难，探寻到教育的生路，陶行知发表了向传统教育宣战并与之决裂的“宣言书”——《第一流的教育家》。他说：“想自立，想进步，就须胆量放大，将试验精神，向那未发明的新理贯射过去；不怕辛苦，不怕疲倦，不怕障碍，不怕失败，一心要把那教育的奥妙新理，一个个地发现出来……责任明白了，就放大胆量，单身匹马，大刀阔斧，做个边疆教育的先锋，把那边疆的门户，一扇一扇地都给它打开……总起来说，创造、开辟都要有胆量。在教育界，有胆量创造的人，即是创造的教育家；有胆量开辟的人，即是开辟的教育家，都是第一流的人物。”[4]当时教育界的名流、《时报·教育周刊·世界教育新思潮》主笔蒋梦麟说：“陶先生，你讲的一席话，我读了便觉精神提起来。这种话我久不听见了，可算是教育界福音。”[5]陶行知正是给中国教育界带来福音的教育家。
陶行知正是以他的“宣言书”中提倡的创造、开辟精神，探寻中国教育的生路的。陶行知与时俱进，探索不息。他呼唤出现“第一流教育家”，他也按“第一流的教育家”设计自己。
陶行知对中国教育生路的探索，可简述如下。
第一，把学校教育与社会生活紧密结合起来，努力构建新的教育体系。
几千年来，中国的学校教育在官师合一、政教合一的重重襁褓中，不能动弹，失去了其主体性，使学校教育成为统治阶级得意的传声筒、独裁者的御用工具，奴才的训练基地，这些使得教育服务于社会、推动社会前进的功能，未能显现出来。陶行知继承“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新教育运动的成果，是“五四”时期改造传统的教育体制、教育理论和方法，介绍和引进西方教育理论、学校管理理论、教育实验理论这一波澜壮阔的新教育运动中的叱咤风云的人物。他将这一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比作“中国的文艺复兴”，而他自己在其中担任的是“中国的教育复兴”的使者和主要发起人。
陶行知复兴中国教育的切入点，是官师合一、政教合一的传统学校教育的体制。他的总体思路是解开束缚学校的襁褓，为学校教育“松绑”，砸碎学校的有形的或无形的围墙，将学校教育的范畴扩展到社会生活的最外延，使学校教育体制与社会生活的联系，从以前的外化到与整个社会生活的变化、发展的节律完全重合或同步。这从陶行知创办的学校所开设的课程、教学的原则与方法、人才培养范式诸多方面，都不难体会出来。在加强学校与社会生活的联系的基础之上，陶行知在更广阔的层面上寻觅、构建新的教育体系。他将“社会即学校”扩而充之，摸到了构建新的教育体系的总体思路，即“生活即教育”，要为教育“松绑”，将教育的范畴推及社会生活的最外延，使新的教育体制与社会生活变化、发展完全一致，有什么样的生活，便有什么样的教育；有健康的生活，便有健康的教育；有前进的生活，便有前进的教育，使教育与生活结伴而行，俱进俱新，共存共荣。他毕生流离颠沛，奔走呼号，都是为了达其构建新的教育体系的目的。
第二，提倡并开展教育实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