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与“新教育”运动关系最密切的莫过于乡村教育，正是乡村教育最为典型地体现了他对“新教育”运动的综合创新。乡村教育运动的领导者，有不少人怀有爱国济世的抱负，但是，他们在理论依据、教育目标、所构建的教育体制等方面，却大异其趣；他们虽然都重视中国农业大国的国情，但是，对中国农村的发展方向，却又有现代与传统之别。在乡村教育运动中，坚持“伦理本位”论者有之，这类教育家，希冀通过乡村教育恢复宗法礼俗，以实现“民族文化”的复兴。陶行知却将乡村教育由识文断字、整顿礼俗，引向了“生利的教育”，要“训练真农民使生产力与武力合而为一”，成为“全世界农民解放的准备”。陶行知深知农业在中国的重要地位，但他推行乡村教育却不是为了“农化”，而是为了实现“工化”，促进中国农村“向着工业文明前进”。乡村教育运动，自国家主义派的余家菊倡议之后，逐渐形成了以陶行知为代表的“乡村生活改造派”，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以晏阳初为代表的“平民教育派”，以黄炎培为代表的“职业教育派”……后期则有以雷沛鸿为代表的、熔乡村教育与国民基础教育于一炉的广西派，等等。陶行知在乡村教育运动中，独树一帜，在于他针对当时的反动统治，坚持走“政教分离”的道路，而其他派别都不同程度地采用了“政教合一”的体制。中华职业教育社原也主张“政教分离”，注意保持其乡村教育实验的自身特色，但1934年交由地方人士接管后，其实验区的区长，竟由地方行政首长兼任。唯有陶行知的乡村教育以“政教分离”为始终，在办学体制上，他坚持以民众为主体，并与民众的爱国进步斗争相结合。他的乡村教育，诚如他在晓庄师范被查封时发表的《护校宣言》所言：“干的是顺着时代革命的革命教育”。正是陶行知将“新教育”运动爱国、进步、科学、民主的主流，指向了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方向。
陶行知的教育思想，饱含“新教育”运动中涌动着的教育救国热情，为了寻觅中华民族和中国教育的出路，他殚精竭虑上下求索，历尽艰辛，终以思想家的睿智，正确把握了中国社会发展与教育发展的基本走向。他曾深刻指出，中国要建造的是“合理的工业文明”，亦即合理的现代化。他倡导的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主体，以发展科学为基础，具有“川流不息”的活力，以人的现代化为核心，以革命化为先导的，这是有别于西方国家而独具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这样的现代化，不正是经过工业化血与火的洗礼后，世界现代精英们的理想和追求吗？这一构想竟出自于一位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落后国家的哲人之脑，不能不使人格外感到惊讶和感佩。如果我们对中国人民探索现代化的历史有所了解的话，将会理解实现现代化，是百年来中国志士仁人的理想，而陶行知关于现代化的论述，则是他对前几代中国人现代化认识的飞跃，更是对1933年学术界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成果的升华与发展。他的贡献决不仅限于此，值得珍惜的还有，陶行知为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构建了相应的现代教育理论体系。
众所周知，培养目标是决定教育性质的关键。陶行知发展了“新教育”运动关于德、智、体诸育全面发展的教育宗旨，首创培养“长久的现代人”的全新的目标。培养“长久的现代人”，不仅以学生个性全面发展为依据，而且直接服务于“川流不息的现代化”这一伟大的社会理想，并以终身学习而具有自我发展能力为首要特征。它显然是适应终身教育体系的、全现代意义的培养目标。尤应引起人们重视的是，陶行知论述的培养目标，不仅关注个体的发展，而且着力于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素质。他倡导的“民族的现代化”、“生活的现代化”以及“寿命的现代化”，无不涉及中华民族的整体素养的提升，从而构建了具有现代意义的、群体性质的培养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