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登上中国教育舞台的时候，正逢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传播，这使他有可能获得社会改造的新式思想武器，因而对教育问题从社会发展规律上进行思考，比杜威更多也更深刻。这一特点，鲜明地体现在他对教育与生活关系的论述上。他和我国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杨贤江，有许多相似之处，两人都探索了教育的本源，都预见了教育发展的大趋势。正鉴于此，陶行知明确指出教育原本与社会生活一体，教育与社会生活的分离，是和生产的发展、阶级的产生有关，正由于教育在本质上与生活有着内在的联系，据此可以判断现代教育的发展，必将回到“元点”，在更高的水平上重新与生活融为一体。就教育与社会的关系而论，杜威的理论尚处于“学校社会化”阶段，而陶行知的理论却进入了“社会教育化”的更高一级的阶段。由于他是从社会发展规律这一高度上把握现代教育走势的，所以竟在我国普及教育尚处于极低水平的情况下，敢于大胆提出教育社会化的主张，并超前倡导现代终身教育。他曾天才地主张：“出世便是破蒙，进棺材才算毕业”，以扩大教育的时限；还主张教育与社会生活一体化，以扩大教育的空间。并指出激发求知欲，是一个人做到“活到老，学到老”的重要保证……凡此种种，都与20世纪60年代问世的终身教育理论极为相似。更有意思的是，陶行知在20世纪30年代末说：“为了整个寿命的教育”——“Educationforthewholelife”；郎格朗在20世纪60年代末说：“生命全程的教育”——“LifeLongEducation”，在表述上竟然如此相似！人们在惊叹之余，似可想到这种相似绝非偶然，对现代教育规律的趋同，决定了认识与表述的趋同。发达国家的现代教育，一般都经过基础教育大众化之后，才构建终身教育体系。陶行知则不然，他要毕其功于一役，在教育上首创“跨越式”发展的奇想。由于他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的，这种主张不仅符合中国的社会需要，而且在发展中国家也具有普遍意义。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曾明确告诫发展中国家，需要构建终身教育体系，以加速社会的发展。今天，我国政府为了尽快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果断采取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与创建终身教育体系并举的政策，与陶行知的理论完全一致。综上所述，陶不仅在教育与社会的结合上比杜威彻底，而且在对教育发展方向的认识上，也比杜威清醒，对教育规律的探索和把握，使陶行知与实用主义否定规律的错误，迥然有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