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现代教育关注的“实质问题”曾有多种诠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的经典论著认为，现代教育的实质问题有三，即“教育与社会”、“教育与学生”以及“教育与知识”的关系问题。其实，这三者的核心，乃是解决教育与飞速变革的社会结合的问题。杜威正是因发现、提出并着手解决这一问题，从而揭开了世界现代教育的新篇章，受到外国教育史界的高度评价，认为世界教育史从赫尔巴特的时代走向杜威的时代，在一定程度上，是从静态的、与社会脱离的教育的时代，走向了动态的、与社会紧密结合的教育的时代。对教育发展的这一根本问题，陶行知与杜威的认识是一致的。陶行知创立“生活教育论”的主旨，就在于要充分发挥教育的社会功能，变“死教育”为“活教育”，构建与人民大众向上、向前的生活相伴的“生活教育”。他用“生活教育”，通俗地表述了教育与社会不可分割、融为一体的关系。既然他与杜威对现代教育基本问题的认识是一致的，那为什么还要“翻半个跟头”呢？这是由于陶行知和杜威各自所处社会及其教育状况不同所致，促使他们采取不同的路径来解决这一问题，故而，这“半个跟头”也就非“翻”不可。杜威处在发达国家，其基础教育初步实现了大众化，他决定走学校教育“社会化”的道路，为了保留学校教育的特殊性，又采取学校“模拟”社会的办法来推进教育与社会的密切结合，主旨在使学校适应社会，或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其提高社会整体水平的理想。公允地说，这种构想从发展方向上是值得肯定的。陶行知则不同，他处在落后的中国，学校教育只实现了“小众化”，学校社会化，特别是用杜威那套办法的“社会化”，根本解决不了教育与社会密切结合的问题，还会阻碍处于社会革命时期的我国社会的发展。所以他要用革命的“大众教育”，来改造为传统教育盘踞的、“小众”的学校教育，决定走熔学校社会化与社会教育化于一炉的道路，以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水平，实现其社会改造的伟大理想。从本质上说杜威是教育适应论者，是社会改良论者；而陶行知却是教育改造论者，也是社会改造论者。他的改造论正适应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