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什么是极乐世界呢？把农民带到哪个极乐世界里去呢？陶先生是说不出所以然的。他不相信共产主义，他的眼睛没有朝向十月革命后的苏联，他所熟习的只是美国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于是他只能处在“探寻”极乐世界的阶段，实际上可以说就是美国式的“极乐世界”把农民带到资本主义的文明中去。可是到了一九三○年夏天，蒋介石反动政府，便连这样的自由主义的探寻者和这样的改良主义的晓庄学校也不允许存在了，连他们做教练用的几十支破枪都被缴了，一块小小的根据地便被人霸占了。当然，这不是因为陶先生革命，而只是因为晓庄有共产党员在那里进行革命工作。
这时（一九三一年）他便不能不退到上海去。但他还不能觉悟到教育救国是一条死路，乡村教育是收起了，在民族资本家的帮助下，他创办了自然学园，从事于科学普及工作。提出“科学下嫁”给儿童和大众的口号。认为科学教育之普及又可救国。不幸“九一八”、“一二·八”的炮火打响了，日寇开始了新进攻，而反革命的内战继续进行着。在这样内外斗争交叉的时候，由乡村教育后退到什么通俗化的科学，对于处在痛苦深渊的人民大众，真是隔靴抓痒啊！
民族危机促使着陶先生不能不感觉在房子里搞通俗制造了一个“工学团”的新名词，又一次地自以为抓住了解决人民群众的痛苦的锁，解除民族危机的救命圈。
什么是工学团呢？陶先生说：“工学团是一个小学校，但同时是一个小工场，又是一个小社会。学校的主要意义是长进；工场的主要意义是生产，社会的主要意义是平等互助，自卫卫人。”（见《生活教育论集》的《工学团》一文）他在另一篇文章里又说：“工是做工，学是科学，团是集团。”他的目的是“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普及大众的教育》）“说得更清楚些是：以大众的工作减少大众的生命，以大众的科学明了大众的生命，以大众的团体的力量保证大众的生命。”（《普及什么教育》）。
“工以养生”，对劳动人民说来，他们从来就是以自己的劳动来养活自己的。在当时对他们来提倡劳动，无异于要他们安于被剥削的地位。正如资本家和地主对工人农民说：劳动是好的，好好劳动吧，不劳动便没有饭吃。蒋介石也说：“务使一般学生及团民增色能认识以劳为本分。”——如果真要进行什么“工以养生”的教育，在当时最好的对象倒是那些资本家和地主老爷们！
“学以明生”也是含混其词，陶先生的意思是要劳动人民在劳动中能够“长进”，到底是什么进？明什么生呢？就当时的历史情况来说，首先应该明白对外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对内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问题。虽然在“乡村学团试验初步计划”中提出了六大训练，但仍是改良主义的思想。这以后还要谈到。
“团以保生”用意是很好的，可惜的是，当时国民党却不让人民群众团结起来保卫祖国和乡土，却要“先安内，后攘外”，反动内战继续进行着，人民的民主权利被剥夺了，没有抗日的自由。这时候就不只是什么消极的“平等互助，自卫卫人”的问题，而必须是与敌人进行积极的武装斗争的问题。但改良主义的陶先生是没有这个勇气和决心的，只能提出这样空洞的口号，以致国民党政府也能暂时容许什么“工学团”的存在。
陶先生认为以前的教育都失败了（这是必然的），今后怎样办呢？只有走“工学团”的路。他在《从穷人教育想到穷国教育》一文中认为只有走“工学团”的路才是生路，才能起死回生。但国难当头，陶先生不得不提出新的内容：
“我们要想起死回生，整个民族须以最敏捷的手段，实施下列六大训练：
一、普遍的军事训练；
二、普遍的生产训练；
三、普遍的科学训练；
四、普遍的识字训练；
五、普遍的民权训练；
六、普遍的生育训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