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先生则仍然站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立场，想在革命与反革命的武装农民进行武装斗争中找到一条中间的出路，他也把眼睛从城市转向乡村，放弃了平民教育的口号，想进一步普及广大乡村教育，企图以乡村教育来改造中国社会。
陶先生写的《中华教育改进社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书》中说：“本社的乡村教育政策是要乡村学校做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乡村教师做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今后主要使命之一即在厉行乡村教育政策为我们三万万四千万农民服务。我们已经下了决心要筹募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在《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一文中，他以同样的精神说道，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他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须把马勒住，另找生路！生路是什么呢？陶先生回答说：“就是建设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活教育！我们要从乡村实际生活产生活的中心学校；从活的中心学校产生活的乡村教育，要教人生利。他叫荒山成林，叫瘠地长五谷。他要教农民自立，自治，自卫。他要叫乡村变为西天乐园，村民都变为快乐的活神仙……总之乡村学校，是今日中国改造乡村生活之唯一可能的中心！……叫中国一个个的乡村都有充分的新生命，合起来造成“中华民国”的伟大的新生命。”一句话，就是要以乡村教育来拯救中国。丝毫也不触及帝国主义、反动统治和生产关系，这就是十足的教育救国论的主张！
在这种主张之下，他自己首先以实验主义的精神来从事试验，想做一个榜样，以便推行全国。所以，在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五日在南京城外的一角创办了南京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后简称为晓庄学校），进一步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主张，这就是陶先生建立自己的教育学说的开始。
晓庄教育的真相是什么？陶先生说“是从野人生活出发，向极乐世界探寻”。什么是野人生活？就是当时的农民生活。“封建制度下之农民生活是最不进步的。他们一天天地过去，好像人生毫无问题。”（《从野人生活出发》）什么是文明人呢？“文明人与野蛮人的最大分别就是文明人能把这些非身体的工具发明得格外多，制造得格外精巧，运用得格外普遍。”所以“真正的生活教育必以生活工具为出发点”。“只有发明工具，制造工具，运用工具是真教育，是真生活。”（见该书《生活工具主义之教育》）在《晓庄三岁警告同志书》中又说：“晓庄是从爱里产生出来的，没有爱便没有晓庄。因为他爱人类，所以他爱人类中最多数最不幸之中华民族，因为他爱中华民族，所以他爱中华民族中最多数而最不幸之农人。他爱农人只从农人出发，从最多数最不幸的出发……”。
陶先生是转向于农村和农民了，可是由于他以资产阶级的眼光来看农民，所以中国农民便成了他眼睛中的野人。
最迫切的要求——土地问题。
怎样才能改变这种“野人”生活的状况呢？陶先生认为：只有给农民一些文化科学知识，改良生产工具，使他们提高生产技能和生产量，至于这些生产品是不是农民自己可以享受而不被地主以地租的方式剥夺去，或者不被封建、买办、法西斯的反动统治以各种捐税的名义剥夺去，陶先生是看不见的和不能理解的。
陶先生虽口口声声说是爱人类、爱农民、要从农民出发，但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就只能从资产阶级出发，而不能真正从农民出发，就只能抓住农民的鸡毛蒜皮的问题，而不能解决农民的根本问题。这和一切资产阶级人物所讲的“全民政治”、教育机会均等、“全民教育”等是一样的虚伪。不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一切为农民、为人民、为人类的漂亮词句都是废话。只有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才能真正做到爱农民、爱人类、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农民才能得到土地，才能解除农民痛苦的根本原因，才能提高生产量，才能使农业国转为工业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