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提出了民主与科学，反对封建专制和武断迷信，反老八股，反帝国主义等。这时陶先生的注意力正放在教学方法的改造方面，据他自己说“继而五四事起，南京高等师范同事无暇坚持，我就把全部课程中之教授法一律改为教学法。”[2]从教学法的改革开始，他进一步地想要改革中国的教育，因此在一九二一年组织了中华改进社，并在《新教育》杂志上发表改进教育的论文。陶先生开始从资产阶级的实验主义的立场，来反对其他资产阶级的教育学说和洋八股。如搜集在《中国教育改造》一书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提介试验主义，反对传统教育的，如他说：“全国学者，苟能尽刷其依赖天工，沿袭旧法，仪型外国，率任己意，偶尔尝试之旧习，一致以试验为主，则施之教育而教育新，施之万事而万事新，未始非新国新民之大计也。”（见该书 《试验主义与新教育》 ）这是陶先生提介资产阶级教育必须中国化的开始。
同时他又提介“生利主义之职业教育”，如果全国推行了这种职业教育，那么“将见国无游民，民无废才，军需可济，个性可舒，然后辅以相党分利之法，则富可均而民自足矣”（见该书《生利主义之职业教育》）。这不是别的，正是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思想，反映在教育方面的实用主义。
前者是教育的方法，后者是教育的内容；这两个主张，正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正是合乎当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要求的。因为要发展资本主义，就需要用试验主义的方法和实用主义的内容来训练资本主义的生产的后备军，并使之中国化，而便于推行。
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七年的中国，是处在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中（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由于陶先生当时是站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立场，所以他远离了这个伟大的历史巨变，而响应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所介导的平民教育（欧美资产阶级骗人的把戏），并在江苏当局的赞助下首先在南京组织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一九二三年在南京成立），以及同年八月在北京参加该地总会的成立。认为“中国政治虽不统一，但教育是统一的。我们深信统一的教育可以促成统一的国家”。“中国现在所推行的平民教育是一个平民读书运动……都市里提倡平民教育，一大半靠商界。汉口各商团联合会周会长尤其热心，他手创的几个平民学校都很有成绩……工厂主人提倡此事最有力的有武昌李紫云先生，我们希望全国的工厂继起提倡工人的平民教育……”[3]陶先生自己亲手编《平民千字课》和往各省推行平民教育。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陶先生一方面是教育救国论者，另一方面是要尽力使教育为工商业资本家服务，和依靠工商业资本家。平民教育并不是真正为广大市民（店员）和工人服务的，而是为发展资本主义服务的，为民族资产阶级服务的。有的人认为陶先生提倡平民教育是从大众的立场出发，为人民大众服务，是根本错误的。
乡村教育在五四运动时期，就已成为教育界讨论的题目了；这个问题的提出，也是受了美国、丹麦的乡村教育的影响。当时一些没有被统治阶级重视而失意的美国留学生，就由一般教育的改造和提倡教育均等，进而转到乡村教育的宣传方面。到了一九二六年，便逐渐由讨论阶段而进入实践阶段，由城市的平民教育而转入乡村教育。
一九二七年，国民党蒋介石叛变了革命，发动了血腥的“四一二”大屠杀，民主资产阶级随着反革命走了，共产党则单独领导中国人民继续进行反帝国、反封建、反国民党统治的斗争。革命的主力从城市深入到农村，团结农民进行土地改革，武装农民进行武装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