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自己说翻了半个筋斗提出了“生活即教育”和“社会即学校”。他说：“学校即社会，就好像把一只活泼的小鸟从天空中捉来关在笼里一样。它要以一个小的学校去把社会所有的一切的东西吸收进来，所以容易弄假。社会即学校则不然，它是要把笼中的小岛放到天空中使它能够任意翱翔。”杜威认为，“把人分为许多固定的所谓阶级……是难以置信的”，认为“教育在形成社会意识的过程中起着一种调和作用”。这不正是陶行知所指出的学校即社会“容易弄假”吗？陶行知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像鸟一样在天空中任意翱翔，因而他看出了士大夫的教育和大众的教育的区别。他说：“少爷小姐有的是钱，大可以为读书而读书，这叫小众教育，大众只可以在生活里找教育，为生活而教育。当大众没有解放之前，生活斗争是唯一的教育。自有人类以来，社会即是学校，生活即是教育。士大夫之所以不承认它，是因为他们有特殊的学校给他们的子弟受特殊的教育。从大众的立场上看，社会是大众唯一的学校。生活是大众唯一的教育。”人民的生活是发展的，陶行知的“生活教育”也是发展的，但陶行知的人民大众的立场始终不变。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在国难时叫国难教育，在抗战时叫抗战教育，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叫民主教育。陶行知在发起民主教育运动时说过：“在反民主的时代或是民主不够的时代，民主教育的任务是教人争取民主。到了政治走上民主之路，民主教育的任务是配合整个国家的创造计划，教人依靠民主的原则，发挥个人及集体的创造力，为全民造福。”陶行知的这样的“生活教育”难道能够和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相提并论吗？
我们再看看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的实践吧。从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五年期间，陶行知创办的晓庄学校和山海工学团，给抗日根据地、解放区输送了不少的干部。须养本、王思清两先生也指出，“晓庄学校内共产党员很活跃”。江苏淮安新安小学，是一九二九年大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陶行知创办的。一九三五年，新安小学师生在党的领导和陶行知的赞助下组织新安旅行团，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宣传我党的抗日救国主张。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后，新安旅行团分批撤退到苏北抗日根据地，为抗日战争和争取民主革命的胜利做出了贡献。“一二·九”运动后，陶行知更自觉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意识地为中国革命输送人才。须养本、王思清两先生也说：“陶先生所办的一些学校，掩护了我们党的地下活动，组织和培养了革命力量，这是不能抹杀的。”陶行知于一九三九年七月二十日在重庆创办的育才学校就是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办起来的。这个学校的历任的教导主任均系共产党员，中共育才支部（地下）一直接受南方局、四川省委、重庆市委的直接领导。如受“四人帮”迫害致死的廖意林同志是一九三九年由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南方局派遣从延安来重庆的，最初她在育才任教，皖南事变中，在行政上任教导主任，并担任党支部的书记，于一九四八年才回到解放区。在重庆解放前夕，育才学校有的同学赴川北农村，发动抗丁、抗粮、抗捐，组织武工队，成批师生抵川东武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有的在市郊搞地下联络站，有的到兄弟学校串联，教唱解放区的歌曲。随着革命的迅猛发展，育才部分师生到川东华蓥山一带组织武装斗争，迎接解放。在斗争中，育才师生做了巨大的牺牲。须养本、王思清两先生说陶行知要引导育才的孩子“从人民中来，再回到人民中去”是一句空话，事实是这样吗？至于须养本、王思清两先生所称的“业余补习性质”的学校山城社会大学，则是陶行知根据周恩来同志关于“可以给职业青年办个夜校嘛”的指示办起来的。社会大学的学生同社会联系面较广，在反对蒋介石的斗争中.不少同学为解放献出了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