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在一九一六年回国后，推行平民教育，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平民教育运动中的一些人开始分化了。晏阳初借平民教育运动这块招牌投靠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朱经农成了蒋介石政权的重要人物；蒋介石逃台湾后，曾担任行政院长。我们的陶行知呢？他却于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五日在南京创办了晓庄学校，师生共同开荒，把教育与农业生产结合起来。郭沫若曾经说过：“他自愿‘一闻牛粪诗百篇’，请从这句话的体验上来改造我们自己的意识吧。”陶行知自己说：“我爱中华民族，所以更爱中华民族中最多数最不幸的农民。”一九三○年五月，晓庄学校在共产党员带领下，举行游行示威，反对日本军舰开入长江支持蒋介石打内战。接着，晓庄学校被查封，十多名师生被捕杀，陶行知也受到通缉。这样的事实，难道能说明陶行知和杜威一样，站在垄断资产阶级的立场，把“做”局限于日常生活和具体经验有关的范围内，认为有用就是真理吗？一九三二年，陶行知创办了山海工学团，提出了“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的办学主张，很受工农群众的欢迎，许多工学团相继成立。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五日陶行知把晓庄校歌《锄头舞》加写了第五段：“光棍的锄不中用，联合机器来革命”的歌词。这时虽然他还没有认识到中国的革命必须由工人阶级来领导，但是已明确地提出应该由工农联合起来革命的思想。难道这能说明陶行知与杜威一样，站在垄断资产阶级的立场，把“做”局限于日常生活和具体经验有关的范围之内，搞实用主义吗？
“一二·九”运动后，陶行知和沈钧儒、邹韬奋等联合发表《团结御侮的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赞同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抗日战争后，一九四二年，他在昆明与楚图南作过这样一次谈话：“中国革命只有一条路线，只有一个方向，就是共产党指出的革命路线和革命方向。否则就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路线和反人民方向。非此即彼，不左即右，毫不含混。要想左右逢源，两边取巧，抬高身份，别寻政治出路是不可能的。既违背历史发展方向，也违背中国人民的利益要求。这是自私的、反动的，也绝对不能允许的。”陶行知不仅这样说了，而且也这样做了。他积极地投入了党所领导的当时的民主主义革命。一九四五年，当他知道了传闻特务头子陈立夫“要割掉上海的盲肠”的消息后，于七月十六日写信给育才学校师生说：“现在民主斗争已经到了最尖锐的阶段，反民主分子不惜用恐怖手段来抵抗那不可抗拒的大势。”“我提议每逢死了一位民主战士，即以感召培养一万位民主新战士来顶补，死了一百位民主战士，即以感召一百万民主新战士来顶补。”并于七月二十五日逝世。盖棺论定，这就是陶行知一生中的“行知行”。这难道能说明陶行知和杜威一样，站在垄断资产阶级的立场，把“做”局限于日常生活和具体经验有关的范围之内，搞有用即真理吗？
以上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说明了陶行知的教育哲学不是实用主义，相反地是对实用主义的背叛。陶行知的“行知行”，的确是陶行知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不断改造世界观所取得的成果。须养本、王思清两先生断然做出了这样的结论：“‘四人帮’干扰破坏教育工作的罪行几乎大部分与实用主义教育在中国的翻版‘生活教育’是一致的。”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是不是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在中国的翻版呢？杜威确曾打出教育于自身以外无目的的幌子，但是，杜威所说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是要把生活局限于教育的范围内，把社会局限于学校的范围内，以便培养适应于资本主义社会所需要的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