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他远涉重洋，向美国一代名师杜威学习。杜威教他“学校即社会，教育即生活”的道理。归国后，他经过近十年的教育实践，深感杜威的理论行不通，认为应当倒转过来，应当是“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才对。这是他对教育科学的巨大创造和贡献。
他自己是个“洋博士”，但他坚决反对“洋车夫”拉洋车，一切照抄照搬，坚决反对“买办教育”、“全盘西化”，这是一个很大的创造。
1923年，他从8岁的儿子小桃（晓光）教祖母识字中受到启发，发明推广了著名的“小先生制”和“即知即传”的识字好办法。
陶行知1927年创办南京晓庄师范，1931年创办上海山海工学团，都是了不起的、有胆有识的创造。
在抗日战争爆发，民族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他提出“国难教育”。为了把战地流离失所难童中优秀幼苗培养成才，他于1939年在重庆创办了育才学校。1946年1月，又创立了成人教育的社会大学。这一切都是伟大的创造。
四、陶行知教育思想的人民性和广泛性
陶行知教育思想的人民性和广泛性是非常强烈的。正如郭沫若所说，他是一个“人民意志，觉醒得比任何人都快而且彻底”的人民教育家。为了追求他的事业，他辞去大学教授、教务长，后来武汉大学校长、安徽教育厅长和三青团总干事长等要职他都不愿接受。他“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一本初衷地办平民教育、乡村师范教育、科学教育，创办育才学校、社会大学。他为人民而办教育，明确提出“生活教育要解放全人类”的理想。他认为，晓庄是从爱里产生的，没有爱便没有晓庄。他提倡“爱满天下”。但是不要误会，不要以为他在阶级社会中提倡“爱全人类”的爱的教育。须知他同时曾大声疾呼：“因为它（晓庄）爱人类，所以它爱人类中最多数而最不幸之中华民族；因为它爱中华民族，所以它爱中华民族中最多数而最不幸之农人”。[13]甚至晓庄幼稚园也把平民化放在首位，他说：“我们这里的幼稚园，不是为什么部长、总长的小孩子办的，我们是为工农阶级的小孩子而办的”。[14]由此可见，他所说的“爱满天下”就是解放全人类，他所说的“平民化”就是以工农为主体的人民性。
他的教育思想的人民性，还体现在他把人民作为教育的主人，教育必须为主人提供最好的服务上面。他绝不是以“救世主”的姿态去为劳苦大众办教育，而是首先先向人民学习，把他们当作教育的主人，自己是为他们服务的，因而要用人民最需要的东西教育他们，用人民最易懂的方法帮助他们掌握知识，提高他们的科学文化水平，摆脱贫穷落后。
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广泛性是说它涉及教育的一切领域。他毕生从事高等教育、幼儿教育、平民教育、小学教育、乡村师范教育、中等教育、成人教育。现在的所有教育领域他几乎都有涉及，且其中很多以他为发起人。如终身教育，他提倡最早，也阐发得最为透彻。早在1934年，他就说：“生活教育与生俱来，与死同去。出世便是破蒙，进棺材才算毕业”[15]。直到他晚年，即1945年5月，他还强调说：“无论老少，也应该受教育。生活教育很早就提出活到老，学到老。”[16]
又如计划生育、优生优育方面，早在1931年，他就提出“创造五生世界”，即少生、好生、贵生、厚生和共生。50年代曾有人认为陶行知、邵力予、黄炎培、马寅初等人的人口论是新马尔萨斯人口论，这显然是十分错误的。可以设想，如当年按他们的建议行事，及早实施计划生育，则我们少生了几亿人口，那么，现在我国面貌就大不相同了。
办好乡村师范教育，也是陶行知最早提出来的。1926年，他提出“要筹募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17]1927年，他创办了我国第一所乡村师范学校——晓庄师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