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教育根本不同于传统的教育。传统教育是“教人劳心而不劳力，它不教劳力者劳心……教人升官发财”。而生活教育，“它只教中国的民众起来做主人，做自己的主人，做政府的主人，做机器的主人。它教人要在劳力上劳心。即使有人出来做官，他是要来服侍农民和工人。”[10]即生活教育“与装饰品之传统教育根本不同。它不是摩登女郎之金刚钻戒指，而是冰天雪地下的穷人的窝窝头和破棉袄。”[11]
这种“生活教育”的命题和主张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相一致的。恩格斯认为，人类历史中的决定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生活是历史中最基本的东西。陶行知的生活教育与恩格斯的唯物主义结论是相一致的。
我国现代教育史上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家徐特立是极其崇拜陶行知学说的，他自称是陶行知的学生，并改名为“师陶”。徐特立指出，中国封建教育，特别是宋朝理学家、教育家朱熹（1130—1200）主张存天理、灭人欲，不承认生活是教育的根源。可见，陶行知把生活作为教育的中心和本源，是对儒家（包括来朝以来唯心主义理学家）的教育思想的一次大革命。从而承认以人的生活欲望和人的生活要求作为教育的依据。
陶行知倡导学生的“六大解放”，使学生解脱读死书、死读书的枷锁和困境，能够很好发挥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1946年，他在《小学教师与民主运动》一文中指出：“教育方法要采取自动的方法，启发的方法、手脑并用的方法、教学做合一的方法，并且要使学生注重全面教育以克服片面教育；注重终身好学之习惯以克服短命的教育。在现状下，尤须进行六大解放：一、解放他的头脑，使他能想；二、解放他的双手，使他能干；三、解放他的眼睛，使他能看；四、解放他的嘴，使他能谈；五、解放他的空间，使他能到大自然大社会里取得更丰富的学问；六、解放他的时间，不把他的功课表填满，不逼迫他赶考，不和家长联合起来在功课上夹攻，要让他一些空闲时间消化所学，并且学一点他自己渴望要学的学问，干一点他自己高兴干的事情。”[12]
众所周知，1985年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曾指出我们教育事业现存的主要问题中的“三项”是：“在教育思想、教育内容、教育方法上，从小培养学生独立生活和思考的能力很不够。发扬立志为祖国富强而献身精神很不够，生动活泼地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学生很不够，不少课程内容陈旧，教学方法死板，实践环节不被重视，专业设置过于狭窄，不同程度地脱离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落后于当代科学文化发展。”不难想见，要想贯彻实现上述《决定》的精神，向陶行知当年提出的思想学习，无疑是很有必要的。
三、陶行知是罄于培养开拓型、创造型人才的伟大导师
陶行知认为人生的价值在于开拓和创造。他以人生要“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自励和勉人。早在1919年，他指出“第一流教育家”的特征是：敢探未发明的真理，敢入未开化的边疆，主张教育的目的在教人发明工具、制造工具；在培养人们具有征服自然和改造社会的本领。他形象地在一首诗中写道：“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这是说要从行动中获得知识，再用知识去指导行动，并力求成为创造性的行动。只有这样，才能推动社会不断进步。
陶行知自己的一生是从事创造的一生。在他的论著和诗文中，无处不洋溢着改革和创造性的**。1943年，他在重庆，时值国难当头的艰苦岁月，而且这时的重庆和整个国民党统治区，正处在反共**后的白色恐怖之中，他写下了著名的《创造宣言》。他以诗人所特有的气质和创造的情怀号召“创造之神”回来，以美妙感人的诗句和**鼓励人们进行创造。陶行知自己就是这样的“创造之神”，一个卓越的创造型和开拓型的教育理论家和实践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