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秋，陶行知自美国留学回国以后，他“看见国内学校里先生只管教，学生只管受教的情形，就认定有改革的必要。”1918年，陶行知出任南京高师教务主任，他在一次校务会议上提出对旧教学方法进行改革，主张“以教学法来代替教授法”。经二小时的辩论，多数教授不予同意，提案未能通过。陶行知也因而不接受教育专修科主任名义，以表示自己的不妥协精神。次年2月，他发表了《教学合一》论文，认为“好的先生不是教书，不是教学生，乃是教学生学。”“因为先生不能一生一世跟着学生。热心的先生，固想将他所有的传给学生，然而世界上新理无穷，先生安能尽把天地间的奥妙为学生一齐发明？既然不能与学生一齐发明，那他所能给学生的，也是有限的，其余还是要学生自己去找出来的。况且事事要先生传授，既有先生，又何必要学生呢，所以专拿现成的材料来教学生，总归还是不妥当的。”[5]
及至五四运动后，南京高师的先生们无暇坚持，他才如愿以偿地将全部课程中之教授法一律改为教学法。由于改得合理，“教学法”一词便从此通行于全国。显然，他的倡议，绝不是名词上“授”与“学”一字之争，而是要求教学上来一个除旧布新的变革，让学生学得生动活泼，敢于提问，以更好地发展其智力和能力。及至1922年，陶行知还指出：“高等师范教学法，与中学、大学犯同一毛病，就是重讲演而学生少参与的机会”。“欲改良中学之科学教学法，高等师范须先注重科学教学的改良。”[6]
陶行知还重视对学生学习方法的指导。他认为学习方法就主观言之有三，一曰虚心：“虚心则成见消除，不为物蔽，休休相容，唯真理之是求”；二曰留心：“留心则社会环象，随在考察，不仅恃载籍以资考证”；三曰专心：“专心则精敛神萃，致力一途，不扰于物，易底于成。”
若就客观言之，则亦有三。一曰明辨：“盖资料杂陈于前，苟不明辨剖析，以别其用途，则取舍不当，必有留珠遗瓦之憾”；二曰比较：“比较则古今中外之异同因果是非之轨迹，同时并观，了如指掌”；三曰统列：“统列则纪录之资料，进化之事实，群分类聚，条理井然矣。”[7]
陶行知还重视师生的科学研究工作的开展。他不只主张教师要教学相长，教学与科研相结合，而且认为教师要指导大学生搞科研，把学习与科研结合起来，1918年春，他支持南京高师学生成立教育研究会，并任该指导员，还在成立大会上讲《教育研究法》。提出寻求已有之旧知识有二法：一曰交谈问答；二曰读书。探觅新知识之法亦有二：一曰观察；二曰试验。集体讨论是非常必要的，但有数忌：一曰闲读；二曰肓从；三曰成见；四曰武断。[8]
由上可见，陶行知于二十年代就提出教学发展论观点，让学生学得积极主动。这至今仍是教学工作中的重大课题。他当年提出的真知灼见，仍不失为我们当前的金科玉律。
四、认识和了解社会，使教学与社会生活实际紧密相连
当五四运动消息传来，陶行知立即动员南京高师爱国师生热烈响应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他们奔向街头，散发传单，要求惩办卖国贼，释放被捕学生。据当年南京高师，东南大学学生陈训慈回忆说：“对各次爱国运动，教员支持学生堪为表率者，以陶行知和陈鹤琴师为最著”。[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