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秋，陶行知自美国留学学成归国，受聘为南京高等师范学堂教育学教员兼教务助理，不久即升任教授。次年（1918年）3月份，受聘为代理教务主任。1919年10月初，改任教务主任。由于他“办事认真，对学生要求严格，同学们最敬畏，因此呼为‘老虎教务长’云”。[2]是年5月，行知又兼任该校新成立的教育专修科主任。1921年夏，南京高师改组为东南大学，陶行知任该校教授兼教育科（包括教育、心理、体育三个系，相当于抗战期间大学的师范学院）主任和教育系主任。1923年7月，陶行知由于专任北京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迁居北京，他才辞去东南大学教育科和教育系主任职务，但仍为教授。
陶行知在南京高师、东南大学六年（1917—1923年）任教期间，曾负责主讲教育原理、教育行政、教育统计、遗传学等课程。同时，他以教育改革家的姿态，对传统的高等教育体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对高等教育提出了一系列颇为精辟的见解。尤其是在1946年初，抗战胜利不久，他在重庆创办了一所新型的社会大学。他亲任校长，对成人高等教育的办学宗旨、课程设置、学习方法等方面，都曾做出明确新颖的阐述。
今年10月18日是陶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为缅怀他的丰功伟绩，继承和学习他的宝贵的教育思想，以促进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本文谨就他关于高等教育方面的办学思想主要观点分述如次。
一、高等教育的办学宗旨和目标
早在1922年7月初，陶行知在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届年会第二次会议上，提出“创办青岛大学案”中，强调指出：“为发展我国固有文化计，为沟通东亚文化计，不能不设立永久高等学术机关，以谋改进，而扬国威”[3]。
1923年整，他在写给杭州人民的一封公开信中指出，当时的杭州大学是由中国省议会第一次自动建议设置的大学。他表示“深信杭州大学是浙江人民未来幸福的泉源”，“是为人民保险储蓄作最有益的投资”，并盼望它能早日建成。他还提出办理大学的方针：“应该罗致第一流的导师，培养第一流的人物，创造第一流的学术”，“以为全国各省自行设置大学的先声。”[4]在写此信之前，即1922年9月，他欣然应聘为该校之董事。
1925年，在《驳特定学区议》一文中，他更为旗帜鲜明地提出大学的培养目标：“大学是造就学者和领袖的地方，不是剃度和尚的地方。我们要大学培养与国计民生有关系的学者领袖，不要大学培养避世的隐士、出世的僧尼、不知世事的书呆子，我们要学生认识人民，人民认识学生。我们要到民间去的学生，不要到天上去的学生。”
他强调办好一所大学，必须具备如下三个条件：要有热心的教授；要有好的学生；要有正确的办学宗旨。1946年初设立的、作为成人高等教育学校的重庆社会大学的办学宗旨，他曾做出规定，这是他借用《四书》上的一句话加以修改而成，赋予了崭新的内容。他改写成：“大学之道，在明民德，在亲民，在止于人民之幸福。”在1946年1月15日举行的社大开学典礼上，他进一步阐明了“明民德”的含义：“要使人们头脑觉悟，自己起来做主人，自己团结起来，联合起来，要不让公仆造反，要公仆为老百姓服务，去谋求自己的解放，达到捣毁旧的、痛苦的地狱生活，创造新的世界，新的生活。这就是我们新的人民大学之道，就是社会大学的宗旨。”
由此可见，为发展我国固有优秀文化，沟通中西文化，为培养第一流人才，造就学者领袖，为创造新的世界、新的生活，就必须认真办好高等教育事业，广立高等学校。陶行知这些精辟见解，至今仍有实际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