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3月15日，在生活教育运动12周年纪念日，陶行知写了《告生活教育社同志书》，提出了当时抗战时期的生活教育的五个必备条件：（1）教育必须是战斗的。教育不是玩具，不是装饰品，不是升官发财的媒介。教育是一种武器，是民族、人类解放的武器。（2）教育必须是生活的。一切教育必须通过生活方有效。抗战建国的生活才算是抗战建国的教育。（3）教育必须是科学的。这种教育是没有地方能抄袭得来的。我们必须运用科学的方法，根据客观情形继续不断地把它研究出来，而且这种教育的内容也必须包含并着重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否则不能前进。（4）教育必须是大众的。把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变成一个独立国，绝不是少数人所能办成功的。我们必须教育大众一同起来负担这个伟大的使命。但是希望老百姓受训这教育必须有三个条件：一要省钱，使无钱的老百姓可以受到教育；二要省时间，使没有空闲的老百姓也能求学；三要通俗，使没有受过教育的老百姓也能了解而感兴趣。这样一来，若不运用“即知即传”的原则，便不能达到老百姓都受教育的目的。而且老百姓所受的教育是要集体的施行，集体才是力量；个别的教，还是一盘散沙，不能发挥出充分的力量。（5）教育必须是有计划的。我们要有一个动的计划，使人力、财力都有一个缓急轻重的总分配。
1946年1月，在《民主教育》上，陶行知发表了《大众的艺术》一文，重申了生活教育的四大方针：
“民主的、大众的、科学的、创造的方针。”
（二）生活教育理论的三大特点
陶行知对生活教育特点的论述，先后的时间跨度正好10年，讲话的对象、场合与角度也都不同，然而，其基本精神却是始终一贯的。从中可以看出生活教育的最基本的特点是三个，即实践性、人民性、创造性。
1.实践性。实践性是生活教育理论的第一个特点。陶行知一再说生活教育是“生活的”、“行动的”、“战斗的”，其实都是实践的意思。
生活教育的实践性表现在许多方面，例如：
生活教育的本体论（主体论），“生活即教育”，就贯串了实践第一的原则。教育的内容、思想、方法、设施……都要随着生活、实践的发展而变化，并为之服务。教育要根据社会生活、实践斗争的需要来规划、部署、发展。生活、实践、行动，始终“在教育中取得主导地位”，“为行动而读书，在行动上读书。”[14]
生活教育的方法论——教学做合一，更是具有实践特色的教学理论。它强调以“做”为中心，在“做”上学，在“做”上教。“做”即是实践，它把实践放在教育的中心位置、主导地位。
生活教育的认识论，也体现了实践的观点。认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引导人们从源头上去追求真理、寻求知识，坚信行动是“人类和个人知识的妈妈”。[15]使整个生活教育理论建立在实践第一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之上。
2.人民性。这是生活教育理论的一大特点。
生活教育理论是人民教育的理论。陶行知认为大众是文化的创造者，“创造文化的大众应该享受创造的结果”。[16]“生活教育是大众的教育，是大众自己办的教育，是大众为生活解放而办的教育。”[17]应当“把教育、知识化作新鲜空气，普遍的广泛于大众，人人可以按其需要自由呼吸，因而增加大众以新的生命活力”。[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