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生活教育理论——“中国新教育的基石”
一
生活教育理论是现代的一种科学的大教育观，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教育学说。
生活教育理论是以陶行知（1891—1946）为代表的一批爱国志士，吸收了东、西方教育思想的精华，改革封建传统教育的结晶，是20世纪中国教育史上一项最宝贵的创造，“为中国新教育放下了一块奠基石”。[2]
生活，是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而进行的活动。生活教育就是建立在生活的基础上的生气勃勃的活的教育。这种活的教育，正像“鱼到水里”畅游不已，“鸟到树林”自由飞翔，也像“春光之下的花草”欣欣向荣，“一天新似一天”。[3]
生活教育对每一个人无时无刻不在起着作用，每一个人也无时无刻不在接受生活教育。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它如露水，“无声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也似“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生活教育之妙也就在这里，使人在不知不觉中潜移默化。人们常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又说“近山识鸟音，傍水知鱼性”，生活环境对人的影响是很大的。这种影响就是生活对人所起的一种教育作用，是人类生活的普遍现象，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客观规律的。生活教育，你承认它，可以为你所用，你忽视它，也可能会引起不良后果。我们不是遇到过这种情形吗？有的人在恶劣的环境中，却变得越来越聪明，越来越坚强，而有的人却气馁了；在优越的条件里，有人进步很快，有人却蜕化堕落了，经不起生活的考验。
陶行知重视生活对人的教育作用，然而，他所说的“生活教育”是一个广义的概念。生活，包括生产劳动、阶级斗争、科学实验、文化活动，以及人类本身的延年益寿、传宗接代在内的人类的一切征服自然、改造社会、改善人类自身的实践；“生活教育”却是一个自觉的范畴，不只是指自然状态的生活对人的自发影响。作为生活教育主体的人，也绝不只是被动地接受这种影响。它既承认社会对人的巨大影响，又肯定人的主观的积极的能动性，是一种奋发进取、开拓创造的教育学说与人生哲学。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的一个核心观点：“生活即教育”，主要是指人们在“有计划的生活”中，受到“有计划的教育”，在不断发展、进步的“现代的生活”中，受“现代的育教”。[4]这是自觉的生活教育，是有计划的生活教育，是积极的生活教育。这是对客观存在的“生活”，按照社会进步的需要，因势利导、趋利去弊地组织、实施教育。使教育从传统的僵化形态中解放出来，成为开放的、充满时代气息的教育。这是把教育的职能发挥到最大限度，最佳效果的教育，而并不是有些人误解的“生活即教育”是要取消教育。生活教育摆正了教育、学习、读书与生活的关系，与“读书无用论”针锋相对，与一切轻视教育、轻视科学的思想背道而驰。
陶行知在生活教育理论中，提出的“社会即学校”是“生活即教育”的另一个说法与必要的延伸。旧式学校脱离实际、脱离社会，“社会即学校”则要求学校与社会联系，把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有机结合，打成一片，以社会丰富生动的内容弥补课堂教育、书本知识的不足，纠正学校教育的狭隘性与片面性，克服学校与社会脱离、学用脱节、高分低能、毕业后不能适应社会需要的弊病。“社会即学校”不仅不是某些人误认为的要“取消学校”，而是要使学校更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办得更好，并且要求把不是“学校”的一切处所、生产单位，以及家庭，都有计划地让它们发挥“学校”的作用，把社会办成“大学校”，使教育真正成为全社会的事。陶行知认为：“社会的好坏不是由于人的良心有好坏，而是社会有好坏，改造了社会就是改造了个人和改造了学校。”[5]他主张“社会即学校”，把社会办成大学校，目的就在于建设一个“理想的社会”，在改造社会的过程中培育新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