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Granic和Lamey（2002）介绍了一种以动力系统原理（dynamicsystemsprinciples）为基础、特别适合用来研究家庭沟通过程的新方法。这种方法能够帮助我们发掘隐藏在亲子沟通过程中的稳定结构。目前对亲子沟通的研究还没有专门针对沟通结构的分析，动力系统方法及其相应编码系统的应用将填补这一空白。
动力系统原理是一种数学语言，通常被用来研究自组织过程。所谓自组织指在复杂的活系统中通过系统内部的自我反馈机制而自发产生新形式或新秩序的过程。虽然不存在能够描述亲子沟通过程的精确数学公式，但动力系统的某些数学概念对理解个体发展有重要的启发价值（Lewis，2000），特别是动力系统的理论框架论述了发展研究者最关心的问题：发展的异质性、背景依赖性、复杂发展现象的时间本质（temporalnature），这引起了研究者们的浓厚兴趣。尤其动力系统中能帮助发展研究者们分析依赖背景、即时组织的连续行为的“状态空间（statespace）”与“扰动和改变（perturbationandchange）”两种研究设计和数据分析策略更是研究者关注的焦点。
状态空间是一个系统可能获得的所有可能的稳定状态，这些稳定状态称为吸引子（attractors）。在发展研究主题中，吸引子代表可预测的、稳定的新秩序或新行为模式。发展过程本质上就是系统从原始的、混乱状态中随时间（可能是数周、数月或数年）而不断实现自组织，以达到某种稳定状态的过程。这个发展过程中的所有结果都能由吸引子幻术描述和预测。需要强调的是，活系统具有多重稳定性；它们的状态空间中同时存在多个吸引子，系统可能在任何一个吸引子中止变化，而表现出确定的性质和功能。
在家庭中，父母和儿童之间的沟通也存在许多稳定状态，例如，亲子之间通过无数次具体沟通行为可能形成多种稳定的沟通模式，如父母严厉—儿童退缩或服从、父母严厉—儿童反抗、儿童攻击—父母妥协、儿童攻击—父母惩罚、儿童攻击—父母忽略等。随着时间流逝，父母和儿童在沟通实践中不断界定和修改彼此的角色、行为、双方的关系和界限，并最终形成某种相对稳定的亲子沟通模式。可见，状态空间应用在亲子沟通研究中可以帮助我们解释最初具体的沟通行为和实践如何演变、生成为某种稳定的亲子沟通模式。例如，Snyder等人（Snyderetal.，1994）研究了“强制循环”这种消极亲子沟通模式的形成过程。家庭中最初偶尔出现儿童的消极行为与父母的消极应对，后来，两者互为因果，反复出现，日趋稳定，并最终成为亲子之间最典型的沟通模式。对这些亲子对而言，在形成这种稳定的消极沟通模式之前，也可能发展出另一个互相合作的模式或者互相退缩的模式。
利用动力系统原理所进行的亲子沟通研究最常讨论的是亲子沟通行为发展中的双值吸引子问题，即一种随机出现的沟通现象最终可能发展为积极的或者消极的两种稳定的沟通模式，如多数有关攻击性儿童亲子沟通的研究都提到“不一致的”和“相互敌对的”两种模式。“不一致模式”的形成经历这样一个过程：面对儿童不断增加的不服从行为，父母撤回自己的要求，努力安抚儿童以使其终止持续不断的敌意行为，在上百次类似的重复互动之后，父母设置的限制越来越少，经常用中性，甚至是积极的方式来回应儿童令人厌恶的行为（Dumas & LaFreniere，1993; Dumasetal.，1995）。相互敌对的模式指亲子双方都用更强烈的批评、轻视、敌意来回应对方（Snyderetal.，1994）。同样，在认知问题解决过程中，亲子沟通也可能表现出在某种双值状态空间中，在一定条件下从一个区域转向另一个区域。
动力系统的第二个重要策略——“扰动和改变”能够捕捉动力系统因环境中的小变化（或扰动）而重新组织的倾向。这些扰动具有将系统从一个稳定模式（一个吸引子）突然“推向”另一个模式（另一个吸引子）的潜力。但仅仅是潜力而已，一个系统是否重组以及如何重组由系统的结构决定。动力系统研究者经常通过人为改变沟通背景（一种扰动）来干扰正常的亲子沟通过程，然后观察沟通行为随背景改变而发生的变化来推断这个结构。例如，有研究者（Granic & Lamey，2002）通过增加父母在亲子沟通中的焦虑水平而成功地观察到相互敌对和不一致两种沟通模式的转换，从而推断出纯攻击性儿童与混合攻击性儿童亲子沟通的结构差异。
动力系统理论打破了传统亲子沟通研究的一个基本假设：一个亲子对只表现出一种固有的沟通模式。基于这种假设，我们通常在一个研究中只关注亲子对的一种沟通模式。但是，实际上亲子沟通可能会表现出一种以上的沟通模式：即使是极端攻击的亲子对有时也会表现出积极或中性的沟通，最健康的亲子对也会有敌意和争吵。动力系统分析的优点之一就是“状态空间”概念突出多重稳定性，并借助“扰动和改变”策略能够在一个状态空间中同时考察多个独立、稳定的沟通模式，还可探究它们之间的关系。例如，Granic和Lamey（2002）的研究中，首先，观察父母和儿童在一般的社会任务中的沟通行为；其次，通过增加时间限制（提醒被试必须很快结束讨论），制造扰动增加父母的焦虑程度；最后，观察父母沟通行为甚至是沟通模式的改变。沟通研究者认为父母在焦虑或者较大压力状态下所表现出的亲子沟通行为是自动化的、排除了自我监控和调节作用的沟通行为，更能代表现实生活中的亲子沟通。这也提示我们亲子沟通研究中的任务设置，一方面，要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发父母和儿童的沟通行为；另一方面，加入适当的情绪压力更可能获得真实的沟通模式，把握亲子沟通结构等重要信息。
综上所述，以往的沟通行为研究往往只使用单一的编码系统，只在某个特定层面分析沟通行为，这极大限制了研究的深度。如何综合多种分析角度，应用多种分析策略达到对亲子沟通过程中所蕴含丰富信息的最大程度的发掘，将是本书要突破的难点。例如，前述的行为类型编码，能刻画出亲子沟通中各种不同性质的行为的数量或频次；言语内容分析则可能揭示沟通语言的意义建构，特别是社会建构过程；行为序列分析主要揭示了在一个时间尺度上行为的前后关联性，说明行为是如何彼此相依的；而动力系统原理，强调了亲子沟通的结构性，结构变化的非线性特征，虽然它也关注与时间有关的动态进程，但所说的时间并不像行为序列分析那样假定它是线性的。我们在研究中将考虑综合使用两种或多种行为编码方法和分析思路，全面比较学业成就不同的儿童其亲子沟通是否存在差异，并重点揭示低学业成就儿童的亲子沟通模式、行为存在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