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亲子沟通与儿童认知发展关系的研究本质上是对家庭环境中发生的认知援助的考察，这方面的零星研究也证明父母与儿童的沟通行为确实对儿童认知发展起到认知援助功能。例如，Rogoff 和Gardner （1984）研究了32对母亲和他们6~9岁的孩子在记忆任务，如搜索商品等任务上的表现进行观察，发现成功的指导能促进儿童参与。但教育心理学家的研究通常不是父母这一特殊的家庭角色，而是父母的成人角色对儿童认知发展的影响。因此，一些教育心理学研究重点比较成人（父母或一般成人）与儿童、儿童与儿童合作完成任务的效果。例如，Radziszewska 和Rogoff （1988）比较了9对成人—儿童和9对同伴—儿童组合在制订计划任务中的沟通行为，结果发现，与同伴（儿童的同龄人）相比，成人的指导对任务顺利完成更有效。Gauvain和Rogoff （1989） 也比较了接受过专门训练的同伴、未接受训练的同伴、成人与儿童在同样的制订计划任务中的沟通情况，结果发现成人的指导最有效。这些研究都表明成人（尤其父母）在沟通中能够为儿童提供更有价值的指导，有效提高儿童的认知技能和问题解决能力。
相比之下，发展心理学中对家庭环境与幼儿心理发展关系的研究就比较关注父母作为特殊成人对儿童认知活动的影响。例如，Schaffer （1997）关于幼儿游戏水平的研究发现，与儿童单独游戏相比，母亲的参与使儿童游戏持续时间增长，母亲的行为参与和明确的、鼓励性的建议比命令更能提高儿童的游戏水平。Valsiner （1984）对母亲和幼儿在进餐过程中的互动进行了研究，发现父母对进餐的组织与儿童认知发展有关。可见，父母与儿童的沟通与指导不仅发生在特定的认知任务中，还可能发生在日常生活中，其对儿童认知发展的影响远大于一般成人。
Rogoff及其同事还进一步考察了父母在与儿童沟通过程中，其认知援助功能实现的方式。例如，Radziszewska和Rogoff （1988）指出父母与儿童共同完成任务过程中的“出声思维”起到了示范作用，对儿童形成有效思维方式很有益处。Gauvain和Rogoff （1989）在成功的亲子讨论中也观察到父母的示范、提示行为以及儿童对成人看法的接受和协商等对儿童的积极影响。Henderson （1991）对3~6岁儿童在探索活动中与成人的互动研究也有类似发现。这些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亲子沟通对儿童认知发展产生影响的可能途径。但这一领域研究的缺憾也是显而易见的。现有的亲子沟通与儿童认知发展关系的研究都是以婴儿和学步儿及其母亲为被试（Portes，Cuentas & Zady，2000），其研究结果只能解释儿童早期发展水平与亲子沟通的关系。而且婴幼儿亲子沟通实证研究由于缺乏外在教育体系提供有关儿童认知或学业表现上的权威评价，通常只能以研究所设置的任务完成情况来评价沟通的优劣。这使我们只能看到亲子沟通对儿童问题解决行为的即时影响（以研究中的任务完成情况来衡量），却不能探明其对儿童认知发展或学业表现的长期影响。而对这种长期影响的研究将有助于理解家庭和学校文化的兼容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