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中的自由活动被认为最真实，因此常被用来作为亲子沟通的分析背景。例如，Stevensen-Hinde和Glover （1996） 在家庭中观察母亲和被评价为高害羞、中等害羞、低害羞组的4岁儿童互动一个小时，对于做什么没有任何指导语。结果发现，母亲与被评为“中等害羞”的女孩沟通最积极；与被评为“高害羞”的男孩沟通最积极。Rubin等人（Rubin，Cheah & Fox，2001）比较了父母在结构性认知任务和自由游戏中的沟通行为，发现许多母亲在结构性的拼装玩具游戏任务中对儿童缺少支持和指导，而在自由游戏中却表现出高度的支持和温情（Rubin称之为“热切期盼”的父母）。研究者对这一看似矛盾的结果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两种情境（认知任务/自由活动）中，儿童活动所面临的问题难度不同，对父母的要求也不相同：任务情境中父母应该为不能独自胜任的儿童提供必要的“脚手架”，以帮助儿童形成对任务的掌控感；而自由活动中，儿童处于环境探索和任务选择阶段，父母不应出现过多行为干预。因此，虽然Rubin研究中父母在两种情境中具体行为不同，但对儿童发展而言它们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阻碍儿童环境控制感和探索欲望发展的消极沟通行为。可见，对父母沟通行为的评价与任务情境有关。而亲子自由沟通研究由于无法控制亲子沟通内容和难度，可能给沟通行为评价和比较带来困难。此外，一般的自由沟通研究的实际进行的沟通内容普遍缺少压力刺激，不能体现不同类型儿童与父母沟通中的细微差异，所以有研究者（Granic & Lamey，2002）在自由亲子沟通中加入其他刺激以考察沟通模式的转化，结果确实发现压力情境中亲子沟通表现出一些在自由互动中被隐藏的特征和模式，而这些特征可能正是我们所关心的、导致儿童发展差异的重要特征。
此外，还有少数研究者并不直接观察亲子沟通过程，而是通过对主要抚养者有关儿童的陈述进行分析来考察亲子沟通中抚养者的行为特征。例如，Stubbe 等人（1993）对108名6~11岁儿童的抚养者所作的5分钟陈述进行编码分析，结果发现抚养者的批评和情绪的过分卷入与儿童的问题行为有关；抚养者较高的情感表达得分能预测儿童的焦虑程度；而批评维度上的高分，即抚养者缺乏温情则与儿童的破坏行为有关。
（四）亲子沟通与儿童认知的关系
以上综述中的亲子沟通研究大都关注沟通行为或模式对儿童社会性发展（包括性行为、饮酒、药物滥用、反社会行为、自尊、自主性、自我效能感）的影响，而相对忽略了亲子沟通的另一功能，即亲子沟通作为儿童获得科学概念、发展认知技能的重要社会互动背景（Rittle-Johnson，Saylor & Swygert，2008）。维果斯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及后来学者们所提出的“脚手架”“认知学徒”等概念便是对成人与儿童沟通、对话促进儿童认知发展的一种解释。这种沟通不仅发生在学校背景中，家庭中亲子沟通同样提供了儿童学习的社会互动环境，包含了认知发展与教育的过程（Powell & Peet，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