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第一章对亲子沟通和儿童学业成就家庭成因的相关研究的梳理和综述，我们发现围绕这一领域有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的理论建构和实证研究来解决，也有许多命题需要新的研究加以检验。下面将从三个方面分别加以论述。
（一）如何全面描述亲子沟通状况
在文献综述中，我们已经介绍了现有的常用亲子沟通模式量表，归纳起来它们主要测量了家庭成员（主要是父母和儿童）沟通模式和沟通能力两个方面。沟通模式主要反映在对亲子沟通的开放性（如McLeod & Chaffee，1972; Olsonetal.，1982）和服从倾向（如Ritchie & Fitzpatrick，1990）的关注；沟通能力则主要体现为对父母表达能力和儿童倾听能力的测量（Olsonetal.，2003; McCarty & Doyle，2001）。但我们认为仅沟通能力和模式还不足以描述亲子沟通的全貌。亲子沟通的效果如何不仅取决于各沟通主体沟通能力的高低和沟通模式，家庭成员之间的权力关系、父子和母子关系特征，甚至父母在家庭教育中的观念是否一致等都可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因此，我们认为对亲子沟通状况的全面描述应该从个体、关系和系统三个不同层面展开。
此外，上文所介绍的亲子沟通模型和测量工具基本都是国外研究者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发展并应用的。我国目前的少量亲子沟通研究大都是翻译国外现有工具，但其中不可避免地存在文化适应性问题。例如，国外现有的家庭沟通模式量表通常假设父亲和母亲角色相同，都作为家庭中的权威人物，享有话语权。但在我国的实际情况是，父母在儿童成长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同，最典型的是“严父慈母”模式，父母分别满足儿童发展不同方面的需求（Serewicz，Dickson & Morrison，2007），相应其亲子沟通所遵循的沟通规则也不同（Galvin，Bylund，Brommel，2004; 黄光国，2005）。根据我国文化背景对父亲和母亲在亲子沟通角色、目标和任务上做出适当区分才可能建构出能够反映本土文化特色的沟通理论，并编制出合理的亲子沟通测量工具。
综上所述，本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重新建构能够全面描述亲子沟通状况的模式理论，并据此编制相应的量表，而且要确保这一理论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能够成为亲子沟通行为编码体系的理论基础，从而使得一般沟通模式研究和特定沟通行为研究的结果有可比性。这是本书第三章的内容。
（二）学业成就与亲子沟通有怎样的关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