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验证研究假设和理论模型的过程中，本书在文献综述基础上结合研究主题在方法论上作如下思考，并按照这一思路组织和设计本书的三个研究。
第一，在概念层面，将亲子沟通既定义为一种典型的、一般的、稳定的沟通模式，也定义为任务指向的具体的、双向的、序列化的沟通行为。因此，本书在第四章中设计了量的和质的两个子研究：一个对亲子沟通模式进行考察；另一个从具体亲子沟通行为中发现一般模式，以达到从一般和特殊两个角度考察亲子沟通特点的目的。
本书对亲子沟通概念的区分与以往有关父母教养方式的已有理论和研究一致。研究者提出教养风格背景模型，区分了教养风格和特定的教养实践，认为教养风格指无论具体行为内容是什么都可以被辨认出来的一般行为特征。例如，一个善于鼓励言语交流和讨论、重视决策背后的推理过程的母亲，无论言语交流的内容是什么，所解释的决策是什么，其风格不变。而教养实践则特指父母具体的教育行为。Darling和Steinberg（1993）认为虽然教养风格和教养实践都受父母教养目标、价值观和角色定位的影响，但两者通过不同的过程影响儿童的发展。教养实践直接影响儿童的行为（如举止、学业表现）和个性发展（如价值观或自尊），“是父母直接帮助孩子达到他们的社会化目标的机制”（Darling & Steinberg，1993）；而教养风格通过改变教养实践的有效性和儿童对父母价值观和意愿的开放性来间接影响儿童发展。
此外，正如第一章的综述所言，以往实证研究中对亲子沟通的操作定义也存在定义为一般沟通模式和具体沟通行为的分歧。因此，我们认为亲子沟通在概念层面确实表现出“风格”和“实践”的双重含义。其中，父母与孩子就某个主题所进行的言语与非言语交流属于实践层面的具体沟通行为，而那些沟通行为中所体现出的稳定的风格或模式，即为一般亲子沟通模式。本书结果也支持我们对亲子沟通概念的区分。例如，第四章中对被试亲子沟通模式的分析结果表明差生父母的开放性低于其他儿童父母，同时，差生自身的主动性也明显比其他儿童差。这是沟通模式在元素层面的测量结果。当我们将儿童及其父母放入具体的沟通任务背景中考察其具体沟通行为时，发现儿童和父母沟通能力上的差异不是两个独立现象，而是反映了沟通对象能力之间的匹配关系，如主动与退缩、支配与反抗、敏感与迟钝等，它蕴含了亲子之间权力关系及这种权力关系对两者互动模式的影响。这一结果是对前面一般沟通模式研究的有力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