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儿童对父亲和母亲的角色理解也不同，对父子与母子沟通的期望也不同，他们面临问题时会根据问题的性质确定沟通对象（Winkelman，2006; Eisenbergetal.，2006; Wyckoffetal.，2008）。例如，生活与交友问题通常与母亲沟通，而工作意向、学业规划则、时事政治与父亲讨论。因此，以往理论不区分父母角色而提出统一的亲子沟通模式不能体现生活中真实的亲子沟通状况，所以，我们的模型在关系层面的亲子沟通中，区分出父子沟通和母子沟通，并假设两种关系中沟通的主题、目的和衡量沟通质量的标准可能不同。我们的研究结果也表明在家庭中确实存在明确的父母分工，而且这种分工也被儿童认可，儿童针对不同的问题寻求与“适当对象”（父亲或母亲）的沟通。
相应地，我们的模型也从两个方面衡量亲子沟通的质量：（1）沟通是否成功地解决问题或为成功解决问题做出贡献；（2）沟通是否增强了亲子双方的情感联系，促进了亲子关系。当区别出父子和母子两个子系统的沟通，并从问题解决和关系发展两个角度同时衡量这两种亲子关系下的沟通时，我们就有可能更深入地理解沟通模式和质量了。例如，我们的研究结果发现母子在关系指向的沟通上效果最好，问题指向的沟通稍差，但均优于父子沟通。而到了青少年期或临近毕业和工作时，这种沟通目的和质量上的差异还可能受到儿童性别的影响，父子和母子沟通状况可能发生变化。我们可以检验这样的假设：青少年期，母子和父子沟通目的或功能上的差异加大，母亲和儿童的沟通更多的是以促进情感和关系发展为目的，而父亲与儿童的沟通则主要围绕问题解决。当然，这只是个有待检验的假设，不过我们的理论框架和测量工具为其检验提供了可能。
第三，在系统层面，主要关注上面所区分的父子和母子沟通的协调问题，是从家庭系统的整体层面考察亲子沟通的情况。从系统论的角度看应该重视二者的关系，然而，遗憾的是目前这方面的直接文献很少。有文化心理学家（Super & Harkness，2002）就强调了这种系统关系对于个体发展的意义。例如，他们提出了“同时性冗余”（contemporaryredundancy）的概念，用于指在发展的同一个时期里环境的不同部分的相似影响互相强化性地重复发生。也就是说，某些积极影响的叠加和重复。事实上，在家庭中，两种“亲子对”的沟通，也存在效应是否一致或可否累加的问题，由此对儿童的影响也是不同的。如果两种沟通的作用力都是相同的，则可能更好地达成效果，反之则事倍而功半。因此，我们专门从沟通中父母地位的平衡性和观点的一致性两个角度考察了这两种沟通的协调程度。
其实，有关教养方式的研究中很早就开始教养一致性问题，认为教养观念和行为的一致性是超越具体教养方式而对儿童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的重要变量（Lange，Blonk & Wiers，1998）。有关教养一致性的实证研究也得出相对统一的结论：父母教养观念、行为的一致性对儿童各方面发展都有积极促进作用（Parke，2004）。亲子沟通中的一致性问题是教养一致性的典型体现，但是它超越具体沟通行为和单一沟通关系的特点导致沟通研究者对它的忽视，而也恰恰是其超越具体行为和关系的特点使它具有对亲子沟通效果特殊的解释力。因此，我们借用一致性概念来描述亲子沟通系统的整体特征。
此外，在亲子沟通中父母所起作用大小可能不同，即两种沟通关系是不平衡的。例如，儿童更多与母亲分享感受、信息和观念，而较少和父亲讨论问题，表明其家庭沟通中母亲地位更重要。不平衡性本质上呈现了家庭中两种沟通关系涉及的三个成员间的联系和相互作用模式，如母亲与儿童是否形成联盟，家庭中代际界限是否清晰，父母中的一方是否对亲子沟通过度卷入，亲子沟通中的冲突是否发生转移等。家庭系统治疗理论（尼科尔斯，施瓦茨，2005）就专门关注家庭成员之间人际关系模式所构成的动力系统对家庭或个体发展的影响，他们提出了“三角关系”“三角冲突”等概念作为分析家庭关系的视角。在家庭中，当三人之间的关系强度不同时，会出现“局内人”和“局外人”的区分，从而形成不平衡的家庭关系，可能引发个体的心理和行为问题。在亲子沟通研究中，父子、母子两种沟通关系本身就构成了一个三角关系，两种沟通关系各自关联强度、性质的差异可能决定了家庭中能量流动的方向，是家庭特定沟通模式形成的动力。所以，这种三角关系的不平衡性能够较好地描述家庭系统中三个成员沟通的动力特征。所以，模型将父子和母子沟通的平衡性也作为两者协调性的测量内容。
这样，模型在系统层面的基本假定就是，好的亲子沟通不仅要看父子沟通或者母子沟通本身，还要看二者的关系。例如，在研究中发现，很多差生家庭，存在父亲角色隐性缺失，这些家庭不是单亲家庭，但父亲长期在外地工作，根本不存在父子沟通；而在父亲和母亲角色都存在的家庭里，二者的作用却未必一致，差生家庭的父子沟通和母子沟通往往存在很高的不一致性。
综上所述，我们提出从元素、关系和系统这三个层面理解亲子沟通，但三个层面不是彼此割裂的，而是相互影响的。例如，在家庭中每个成员的沟通能力和家庭角色部分决定了他们的沟通模式，而父子和母子子系统在沟通中较高的一致性增强了沟通效果，削弱了不良沟通模式的影响；但两个子系统之间作用的不平衡将限制个体沟通能力的发挥，增强现有不良沟通模式的作用。因此，在这个子系统相互嵌套形成的复杂相互作用模式中，对亲子沟通状况的考察应该同时考虑三个层面的变量状态。
基于上述理论模型，我们编制了“亲子沟通量表”，在经历了预测、修订和正式施测之后，量表获得的信度和效度指标已经基本符合测量学的要求，从而成为本研究的基本工具，也可以供今后的同类研究使用。工具的编制使得上述理论模型有了载体，也获得了检验——这个三层次的亲子沟通模型，可以作为量表的合理的理论构想。
这里要说明的是，采用量表测量通常只能考察一般意义上的，或特质意义上的亲子沟通状况，不一定能反映特定情境下的具体沟通行为。从测试内容上来讲，该量表也没有给出沟通的话题、任务情景之类的限制，对于这些情况下沟通行为更精细的刻画，仍然有赖于实验法、观察法和访谈法的运用。亲子沟通既有稳定的、一般性的特点，也有情境性的、专门性的特点，对于后者量表的作用有限。这正是本研究中还进行大量观察研究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