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衡量沟通的有效性，需要依据沟通的目的而定，我们的模型认为沟通的目的主要有两个，要么是为了解决具体问题或处理具体事务，要么是为了发展情感或维系人际关系，总之，要么是“指向物的”，要么是“指向人的”。由此，我们从问题指向和关系指向这两个角度衡量沟通质量的高低，能达成这两个目的的沟通就是好的沟通。或许，不同家庭的沟通或不同情况下的沟通在目的上各有侧重，可以根据这两个维度方便地做出类型学划分，以更精致地描述每个家庭的沟通特点。这种对沟通目的区分得到以往有关家庭功能（如Olson，1982，2003）和亲子沟通研究（如McLeod & Chaffee，1972; Ritchie & Fitzpatrick，1990）的支持。例如，黄光国（2005）将人际关系划分为侧重问题解决的工具性关系和侧重发展人际关系的情感性关系两种类型；Olson等人（1985，2003）用家庭成员关系亲密度和家庭对外界环境的适应性两个维度来刻画家庭功能；McMaster提出问题解决和情感介入都属于家庭的基本功能（Galvin，Bylund & Brommel，2004）；有关教养行为和亲子沟通行为的研究更是将情感支持（也称为温情）和行为控制（Baumrind，1971; Rubinetal.，2001）两个维度作为分析亲子沟通的基本框架；性别角色差异的相关研究也指出男性更看重通过沟通解决问题，而女性则更关注沟通中情感的共鸣及对相互关系的促进。
亲子沟通的三层次模型提出两种沟通目的的还有另外一重含义，即两种沟通目的的达成通常表现出父子和母子之间不同的关系模式。因为在每个家庭中，成员通过多次沟通而逐渐形成一套关于自我、他人（父母或子女）和亲子关系的独特意义。这种意义可以划定人际界限，决定谁和谁何时会发生有关什么内容的沟通，最终的沟通效果如何。例如，某个家庭中的沟通关系模式可能将父亲和儿子之间的关系定义为咨询和问题解决关系，儿子只有在面临需要解决而无法独自应对的问题时才会寻求与父亲的沟通。沟通模式能预测、限制成员沟通行为，创造秩序；同时，通过反馈，成员的具体沟通行为也不断保持或改变旧模式，创造新模式。
这种沟通模式本来是目前大多数亲子沟通理论或模型强调的重点，但这些研究在沟通功能上通常不对父亲和母亲做出区分，而将他们同样视为亲子沟通中的话语权威，假定他们遵循相同的沟通模式。而实际上，在许多文化中父亲和母亲在儿童成长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不同的，分别满足儿童发展的不同方面的需求（Serewicz，Dickson & Morrison，2007）。已有研究（Galvin，Bylund & Brommel，2004）表明，家庭中的沟通模式或沟通规则会因父母角色不同而异。例如，中国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夫妻角色分工可能会影响父母在亲子沟通中的角色定位，从而影响其沟通模式；再如，父亲对女儿行为的劝诫和要求一般都是通过母亲去传达的（俞国良，辛自强，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