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子沟通与儿童学业成就第六章 用亲子沟通解读儿童的学业成就以往有研究者强调家庭成员沟通能力对沟通质量、亲子关系的影响。例如，Olson（1982）提出家庭功能理论就强调家庭成员较强的沟通能力是实现良好家庭功能的保障，并以该理论为基础专门编制了测量家庭成员沟通能力的工具（1982，2003）。其他一些测量亲子沟通模式的工具中也有一些实际测量个体沟通能力的项目，如许多量表中有关个体倾听能力（McCarty & Doyle，2001; Lucchettietal.，2002）、表达中的情感控制能力（McCarty & Doyle，2001）、人际敏感性（Lucchettietal.，2002）、清晰表达观点的能力和技巧（Bienvenu，1969）等的描述。不过，这些工具所涉及的沟通能力大多会因测量对象的不同而有差异。例如，它们中的多数侧重考查父母表达方面的能力，如情绪控制和表达清晰性，而更多地将倾听理解和自我表白等作为儿童的能力和倾向来分析。这种对不同沟通主体沟通能力关注点的差异仍然源自研究者对家庭关系等级结构的基本假设。等级结构预设了父母和儿童的角色和地位，规定了父母表达观点和情绪的权力以及儿童倾听和服从的义务，因此，相应的理论阐述和工具测量就按照这种角色分配，关注父母和儿童不同的沟通能力。
但是，随着社会的变迁，家庭关系也在发生变化，传统意义上的亲子关系等级性正在逐渐弱化而代之以对等地位，甚至是反向的等级关系。在这种社会现实背景下，我们关于家庭系统和网络结构的假设强调父母和子女是平等而独立的沟通主体，他们在沟通能力上可能有高下之分，但在能力的使用上不存在因角色而产生的限制。或许，现实的亲子沟通确实存在等级和限制，但在沟通能力的研究中必须充分考虑到沟通各方可能的能力表现，而不能简单假定沟通就是“父母说，孩子听”。
沟通本质上是双向的，这种双向性特征在本书中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亲子沟通中存在两个沟通主体，必须同时考察这两个主体的沟通能力。第二个方面，即对家庭中各沟通主体能力的考察也必须是双向的，既关注其积极主动的表达能力，又重视其外显行为较少的倾听和理解能力。这为下一步考察因沟通能力差异，或不同沟通能力的匹配而形成的不同沟通关系和模式提供基础。
第二，在关系层面，我们的模型主要关注亲子沟通质量。上面所讲的个体沟通能力仅是有效沟通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因为沟通作为一个系统，其功能是否充分，沟通是否有效，反映了系统的整体特性，它受到元素特征的影响，但具有超越元素的整体属性。因此，我们并不能假定，父母和儿童都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就一定带来高质量的沟通。可见，亲子沟通质量是父母和子女在实际沟通中所表现出来的超越元素层面的沟通能力、超越具体行为的、稳定的关系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