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的量的研究部分对三类儿童亲子沟通三个层面变量得分的比较发现：无论在沟通能力上，还是在亲子沟通质量，抑或沟通系统上，三类儿童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学习优秀和较差儿童之间。在这一部分我们将通过对部分学习优秀和较差儿童亲子沟通过程的现场观察，详细描述以上这些差异在实际沟通中的具体表现。
综述中提到的动力系统理论（Granic & Lamey，2002）认为在正常的亲子沟通情境中加入具有扰动作用的压力事件或压力刺激能够激发出父母自动化的沟通行为，并表现出家庭中稳定的亲子沟通模式。以往研究曾经采用限制任务完成时间（Granic & Lamey，2002）、增大任务难度（Greco & Morris，2002; Hudson & Rapee，2001）、增加任务所伴随的消极情绪压力（Root & Jenkins，2005; Barrettetal.，2002）等方式和措施来引发亲子之间真实的、自动化的沟通活动。根据这一思想，我们的现场研究也希望通过亲子沟通任务设计和研究现场氛围控制等方式制造一个对父母而言有压力的亲子沟通情景，以达到激发父母自动化沟通行为的目的。
下面将简单介绍这两种控制措施。首先，沟通任务的设计。研究所设定的认知任务形式与内容都与学校测验类似，尽可能激起父母的焦虑情绪；而且沟通任务是以标有较差成绩的试卷形式呈现的，这个任务除了行使确定沟通主题的作用之外，还承担着增加亲子沟通的情绪压力的扰动功能，以此引发父母的自动化沟通行为。其次，沟通氛围控制。亲子沟通过程中始终有观察者在场，并且观察者与父母相隔1米对面而坐，制造有旁观者在场的压力；当亲子在任务解决中遇到困难或出现亲子沟通障碍时，观察者都没有任何提供帮助或终止沟通的表示，只是提示父母和儿童继续解答问题，以增加父母对沟通进程的不确定性；当亲子沟通进行了约10分钟时，儿童和父母将看到另一研究者陪同一个已完成任务的儿童从窗边经过，给父母施加了一定的时间压力。
需要特别说明的另一个问题是本章对现场研究所获得资料的编码和分析方法。上文曾介绍了行为类型（DiBartolo & Helt，2007）、行为序列（vanderVeer & vanIjzendoorn，2000）、言语内容（Hubbs-Taitetal.，2002）和沟通结构（Granic & Lamey，2002）等四种编码方式并分析了每种编码与分析方法的优势和不足。我们希望在此基础上综合多种分析角度，取各种分析策略之长确定一种能够最大程度发掘亲子沟通过程中所蕴含的丰富信息的编码和分析方法。
通过对以往亲子沟通行为观察研究编码和分析方法的对比和分析，确定了本研究资料编码和分析应遵循的三个原则。第一，在行为分类基础上进行言语内容分析；第二，从行为序列中发现沟通模式；第三，一般趋势描述和典型个案分析相结合。下面将结合三个原则阐述本研究的编码和分析方法。
首先，本书在总体上采用行为类型编码的研究模式按照一个既定的、有一定理论基础的行为类型作为资料整理的框架。在这里以第三章所建构的亲子沟通模型为亲子沟通行为分析框架。编码具体分为三个层面：沟通能力和倾向层面、亲子沟通质量层面和亲子沟通的系统层面。但是，行为类型编码片面注重行为出现次数的比较，可能因此丧失许多有价值信息，尤其是某类行为对儿童认知活动的影响无从体现。因此，本书将在行为分类基础上，尽量减少数量和频次编码，而通过言语内容分析展示每种行为如何体现，揭示沟通语言的意义建构，特别是那些消极亲子沟通模式的社会建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