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梅南现象学教育学的解释现象学方法是属于人文科学方法或精神科学方法，它与传统认识论或自然科学方法有着重大区别。范梅南讨论的是以“体知”（embodiedknowing）为基础的实践认识论，它继承的是现象学和解释学的传统，是理解与解释的人文方法。所以，我们要首先讨论一下现象学如何超越了传统认识论的方法。
当西方在近代发生了认识论转向，开始探讨我们是怎样认识这个世界的，科学就从哲学脱离出来开始了独立的探索和发展。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和著作《新工具》已经给方法赋予了极高的地位。要认识这个世界，获得真理，就必须首先发现新的工具和新的方法。物理学的发展必然走向数学化，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都是必不可少的工具，还有实验方法都成了科学发现的首要前提。没有方法，就没有科学。方法在科学中获得了神圣的地位。但我们知道近代科学的哲学基础是理性主义的形而上学的表象化、对象化的思维方式，人们把整个自然都看成是认识的对象，征服的对象。从笛卡尔“我思故我在”到康德“人为自然界立法”都是一种主客对立的二元思维，这种理性思维在面对人的世界时就会出现重重危机，比如教育中的主客二分的形而上学思维对人性的戕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教育的关系首先不是这种认识的关系。仅靠方法或许可以机械地传授知识，但人与人之间触动灵魂、唤醒灵魂，精神发生深刻转变的教育却没有发生。在理解生命的时候，仅靠方法是不够的，还需要本体的关怀，对心灵的深刻洞察。理解并不仅仅是个方法问题，而且是一个教化问题，一个文化的熏陶问题。范梅南所讨论的方法更多的并不是工具性的方法，拿来就可以用，而是生存论意义上的方法，是需要有精神能力支撑的。
当以科学的态度去认识这个世界中的万事万物时，一切都成了认识研究的对象，都成了与“我”对立而在的存在者，“人”也就被定义成了理性的动物，而这种自然科学的逻辑定义方式还是把人框在了某个“范畴”之内，由此，人们便可以逻辑地推理论证“人是什么？”的存在者的不变本质（所谓类的最高的普遍的本质），而与“此在”（海德格尔的dasein）相随的涌动着无限可能性的存在却被遗忘了。这种对存在者本质的追问自然需要强有力的方法来完成，也就是需要技术和严密的程序，一步步证明，从而得出科学的结论。尤其在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无时无刻不在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生活便利。学习者到处在寻找方法的灵丹妙药，似乎一朝方法手中握，就可以药到病除解决问题。几乎没有人追问方法的原初意义，即方法的源头，方法是怎么形成的。在今天普通人的科学思维中也是“言必称方法”，好像有了方法，就有了一切，有了方法，就可以征服一切。这种传统认识论中方法统治的思维惯性在每一个人心中都根深蒂固。方法之外可有大道？
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中谈到，实证主义将科学的理念还原为纯粹事实的科学。科学的“危机”表现为科学丧失其对生活的意义。[1]在19世纪后半叶，现代人的整个世界观唯一受实证科学的支配，并且唯一被科学所造成的“繁荣”所迷惑，这种唯一性意味着人们以冷漠的态度避开了对真正的人性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单纯注重事实的科学，造就单纯注重事实的人。一切方法本质上还有一种倾向，即随着技术化而变得肤浅化。因此，自然科学经受一种多方面的改变和意义被掩盖的过程。[2]人们关注方法也就是在关注“事实”，海德格尔“思的事情”在科学的浪潮中显得不合时宜。在方法之前的“原初意义的形成”在自然科学的方法里早已**然无存，因为科学不可能反思自身，也不可能追溯到科学技术的源头去直观原现象的丰富意义。形成方法的体验过程在科学的知识大厦里丧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