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前德国的文化教育学（解释学倾向和精神文化研究）相比较，荷兰的传统（主要以乌特勒支学派为代表）倾向于“教育生活世界”的现象学研究，更加具有实践取向，也更擅长现象学描述。其实，他们的研究兴趣远远超出“教育生活世界”而涉及日常生活体验的方方面面，例如旅馆的房间，一次对话，强迫症，开车，怕黑等日常体验。他们更强调“做”现象学，而不是沉重的知识论沉思。他们甚至把自己的方法称为“家庭、街道、厨房式的”方法，以表明其“回到事情本身”的态度，而不仅仅是技术性、程序性的方法，以便回归生活体验，回归现象。他们从看似简单的现象开始，进行意义的探究，以便获得现象学教育学的人文知识，陶冶、教化或养育自己的意识品质（宁虹教授语），亦即范梅南的一个核心词thoughtfulness（周全之思或智慧的状态，也会让人联想到海德格尔的“面向思的事情”），做一个敏于实践的行者。所以，现象学教育学一开始就是“做”的现象学和“实践”的现象学。教育现象或教育生活世界始终是他们关注的焦点之一。
1.乌特勒支学派努力扩大和深化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life-world）。在一篇题为《现象学和教育学》的论文中，[4]兰格威尔德强调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处于教育探索的核心位置。他赞成胡塞尔发展生活世界科学的理想，探寻生活世界现象的本质或奠基性结构。乌特勒支学派的早期倡导者以胡塞尔为基础，只是当时胡塞尔的文献资料还很缺乏。由此可以看出，教育研究的理论化不是从概念到概念的叠床架屋，而是回归教育生活世界，在直观中，在亲身参与中，在情境中体验教育现象所显现的意义的丰富性，从而在生活世界的根基上生成有生命力的概念，换言之，教育理论化的概念要有生命的实在感，而不是空洞的、僵死的形而上学思辨。
2.乌特勒支学派执着于探索教育现象或教育生活的丰富意义，是实践-意义取向的。乌特勒支学派时期的现象学教育学利用现象学的描述对具体的生活情境做出细微的描述，收集生活体验的原始资料，然后提取出描述中的主题，获得主题结构，进行解释学的深度阐释，使一个看似简单的日常现象显现出丰富的意义，在人与世界的直接相关性中形成意蕴的世界，从而提高教育者的理解能力和对教育现象的深刻洞见。现象学教育学的文本写作并不是传授信息和科学知识，而是以其人文知识教化、唤醒个体生命，使他们的精神发生深刻的转变。教育的敏感性和教育的能力由此生成。教育的自主性和行动的力量也由此发生。
3.乌特勒支学派并不沉溺于胡塞尔的“纯粹意识”（或先验意识、先验自我），其姿态始终是实践哲学的。乌特勒支学派的学者们在“做”现象学，“实践”现象学，他们并不过多地沉思专业哲学的现象学理论，而是以积极的“回到事情本身”的态度，以现象学的基本方法逼近体验中的教育现象和日常现象，以他们非凡的看的能力和体悟能力，写出充满意蕴的现象学教育学文本，这样的文本承载的是现象学教育学的人文知识，写作本身即是一种实践。与此同时，它提高了人的实践智慧（亚里士多德的phronesis），而实践智慧是实践（praxis）的根本前提和基础。既不“明”也不“智”，何来真正意义上的“实践”？就像伽达默尔所说的“诠释学是哲学，而且是实践哲学”，此乃异曲同工。
4.乌特勒支学派由于强调情境分析，强调生活世界的现象学描述，关注具体的、当下的教育情境，自然也就缺乏历史的和批判的维度。没有拓展教育现象的历时性研究，也没有对共时性的教育现象持批判的态度，虽丰富了我们对于教育现象的深刻理解，但在解蔽的同时也遮蔽了许多教育中的“阴暗面”。
5.乌特勒支学派的研究似乎有些庞杂，远超出“教育现象”。他们或许可以自我辩解，日常生活体验是最根本的、奠基性的，而教育生活体验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我在此并非苛责现象学教育学的开拓者们，那样就太不厚道了。每一个人，每一个时代都有各自的盲点。
[1] 参考了首都师范大学2001级硕士研究生钟亚妮的毕业论文《现象学教育学研究的启示意义》，在此致谢。
[2] 此部分参考了首都师范大学2003级硕士研究生刘洁的毕业论文《现象学教育学——一种“新”的教育学的可能性》，在此致谢。
[3] Levering，BasandVanManen，-wide，Dordrecht：KluwerPress，2002.
[4] +Pedagogy， Vol1，No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