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再现放弃理性主体，落实到身体主体的层面上时，世界和对象就改变了原来那种纯粹被动的形象，具有了奇特的“自我呈现性”。“pathic”成了一种邀请。范梅南在《生活体验研究——人文科学视野中的教育学》中提到斯特劳斯（Straus）曾用“pathic”描述过世界的“邀请性”特征。例如，凉水邀请我们去喝，海岸邀请孩子去玩，一个现象学人文科学的文本邀请我们与之对话。[12]梅洛·庞蒂要建构的是，在承认身体客体性的基础上，强调身体的主体性；身体不只是被动地接受事物的刺激，同时还会主动地参与同世界的接触，还会发挥主动性的作用。
20世纪人们对启蒙理性和主体自为观念表示怀疑，希望消除理性主体的张狂，心怀敬畏温顺之心对待世界、对待生活。丰富多样相互依存的不确定的感性存在就它们的呈现来说，依赖身体的知觉，这看似认识论的思考引向了存在本体论。梅洛·庞蒂用“世界之肉”来表述身体主体与身体客体的交织，我的身体与他人身体的交织，身体与自然的交织。“世界之肉”也强调了身体与世界的“灵化”。“灵化”是身体与世界全部交融之后所显示的诗意状态。灵化的身体是与机械的身体相区别的。这是梅洛·庞蒂哲学构建的最高境界。文化的身体是与自然的身体相区别。
我们由主体走向了胡塞尔的主体间性，主体与主体之间也是相互生成的，只强调主体的理性和主体的自由自为使人类导向了“自我中心主义”，忽略他者的存在，和忽略他者对于“我”的建构意义，没有主体间的互动也就不可能有“我”的发展和成长。另外，身体是精神性的身体，而不是物理学上的物质，他所处的时间和空间都是生存论意义上的，他不是孤立摆在那儿的一个物体，身体-主体与环境也有动力学的相互影响，他总是在一个生存的场域中存在。他不是机械的运动，而是有着精神性的发展，有文化对身体自然性的滋养，他会变得富有灵性，富有诗意，不仅仅有动作的内化，也同时外化为舞蹈和歌声的审美。梅洛·庞蒂所谈的“世界之肉”是有“灵”之“肉”“在世界中存在”。这就由具身化的认识论上升到存在的本体论。人与世界，精神、身体、脑、物质、环境，人总是境遇中的互动和生成。有此认识，也许人会变得谦卑一些，当我说“我”的时候，其实，我在谈他者，其他的人，其他的事，其他的环境，“我”永远是一个情境性的存在，依赖着太多的人和太多的事。教化自己的身体就是灵化自己的身体，这是身体教育学朝向身体的回归，我们用身体去感知这个世界，去“觉”与“悟”。然后，又通过身体将内化的智慧展现为优雅（grace）和美德（virtue）。这就是“世界之肉”的灵化，这的确是三维以上的一种生存境界，恰似海德格尔引用荷尔德林的诗句“诗意地栖居”。
梅洛·庞蒂的“具身化”（embodiment）认知和范梅南的“体知”（pathicknowing）都在讨论一种体验哲学（embodiedphilosophy），范梅南把现象学也称作“实践现象学”，也就明晰地表达了现象学是体验哲学，从感知这个世界开始，到本质直观。从体验中看本质的显现，在实践中认知。体验哲学必然是“行万里路”的实践哲学。理论化的过程只发生在“亲身践履，自证其成”的实践过程中。是走出来的一条道路形成了方法，而不是方法在先助人的实践。“道路”实际上就是“体道”“悟道”过程中走出了一条路。“道”和“路”不能人为地分开，就像“存在”与“存在者”不能人为地分开，“能在”的呈现与展开就是此在的本真存在，永远在“道-路”之上。
（四）范梅南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