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以后，我国高中阶段教育规模扩张的速度非常快，整个高中阶段的毛入学率从2000年的42.8%上升到2007年的66.0%，2008年已经突破70.0%。[31]《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到2020年我国高中毛入学率达到90%，并实现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目标。
此前十多年中，普通高中数量短缺，学校特色发展需求不明显，只需要解决升学问题就能够得到足够的认同，更谈不上服务于学生个性发展的问题。因此，高中特色建设的政策始终是一条没有真正站到台前的政策，反对应试教育、推动教育均衡、促进课堂改革，等等，是更为显性的政策，而高中特色建设更像是这些政策的“抓手”。
然而，随着普通高中数量的增多、毛入学率的提高，普及化进程越来越快，不同高中的特色发展要求才真正成为学校内涵发展的需要，高中的价值、高中的分层分类发展等问题成为国家级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着重考虑的问题。
在这种背景下，陶西平（2009）[32]指出，我国普通高中教育存在几个矛盾：（1）人才类别的多样化与培养模式的趋同化之间的矛盾；（2）人的发展的个性化和学校发展的同质化之间的矛盾；（3）学校竞争的激烈化与办学人员的惯性化之间的矛盾。而解决这些矛盾的关键，就在于实现高中特色办学。他认为，我国高中学校办学特色有几种主要类型，即“办学模式特色”（广东国华纪念中学、北京的中加学校）、“文化特色”（北京四中、北京八中）、“学科特色”（北京月坛中学、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等。为了实现高中特殊办学，他提出了“合理扩大高中的办学自主权”“给校长更多的空间和时间”“改善对学校‘一刀切’的评价体系”等政策建议。经历一段发展历程以后，学校办学自主权问题，又一次成为高中特殊建设的关键制度问题。
在各省市教育行政决策者眼中，以往普通高中发展的价值和路径正面临着巨大的变革。尹后庆（2009）[33]指出，上海的经济社会发展，让市民对有特色的教育服务产生更高的需求，但上海的高中教育阶段学校存在“服务方式单一”、办学思想依旧为“对分数和升学率的追求”所左右等严重问题。“学校之间同质竞争有余，错位发展不够，学生的特殊教育要求不能得到很好地满足”，结果必然是千校一面。因而，他希望通过招生改革，形成不同高校特有的办学定位和特色专业，反过来推动上海普通高中的多样化改革，实现错位办学，达到高中办学多样化，形成办学特色。尹后庆进一步指出，这个过程需要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进一步加大对高中的分类指导和个性评价的力度，促进高中各自办学特色的形成。
我国普通高中教育从“精英化”向“大众化”模式的转变，使得普通高中学校多样化办学、特色化发展的变革诉求更加清晰，并且成为下一阶段国家调整普通高中发展政策的基础。
（四）2010年以后：“多样化发展”新时期
我国高中“普及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为高中的“多样化”发展提供了现实基础。《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纲要》）针对基础教育领域的问题，基本上是改革开放以来各种问题的汇总，包括了“素质教育推进困难”“学校活力不足”“教育发展不均衡”等，并导致“人才紧缺”的问题。因此，《规划纲要》提出了“树立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的教育发展观，注重教育内涵发展，鼓励学校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出名师，育英才”的核心任务，尤其明确了“推动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鼓励普通高中办出特色”的政策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