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再翻开大学的笔记，我看到当年记录下来的点点滴滴。我洞察而得的点滴，过了几年之后，就像种子一样萌芽。毕业后，我在华盛顿当自由记者，报道政治动向。后来，我在纽约一家著名出版社工作，担任制作编辑一职。当我重返新闻报道，音乐只是事后想起的候补话题。我在曼哈顿一家社区报社工作，每一位任职的编辑——除了报道区域的商业与地区政治新闻以外——兼任一个艺术范畴的报道。到我上任的时候，戏剧、电影、流行音乐都已经被人选中了。
我欣然选择了古典音乐板块，现在看来也许是上天安排的好事。除了刚才提到汤姆森的格言以外，赢得普利策新闻奖（PulitzerPrize）的乐评家提姆·佩捷（TimPage）深信，每一位新闻新秀，都需要一个良好的孕育环境，让他可以“犯一些重要的错误，但从中学到宝贵经验”。他所描述的，正是我在纽约《居民报》（Resident）报社撰写音乐文章的学徒期的状况。在我的大学生涯里，音乐启发了我、推动了我。在纽约的《居民报》评论音乐的时候，我对自己的写作越来越有信心。我在这个稳固的平台上，自由地发表言论。当然，我的专栏也刊登过一些写得不太好的文章，但是每当我揭开一些耐人寻味的论题，也会听到读者与同行的反响。
后来我才发现，其他报社的编辑部都渴望物色不但懂古典音乐，还懂得利用简单语汇，面对公众解释音乐艺术的记者。我开始为不同国际英语刊物撰稿——从主流报刊（《华盛顿邮报》）到专业音乐杂志（英国的《史特拉第瓦里》［TheStrad］）——可是我的处理手法，还是深深浸**在社区新闻的角度。基本上，我从底层往上去看这个音乐世界。要是探索一个城市的餐饮文化是否蓬勃，无须查究要等多久才可以在星级餐厅（比如，纽约的Jean-Georges）订座，那不是一项标准；大家应该算一算在过去一年，有多少家新餐厅在那里开业。量度一个城市的艺术生命力，用票价的日渐趋高来计算也不是合适的办法；更好的方案，是数一数有多少场有质量的文化演出，在你自己的社区范围内举行。
很多西方乐评人比较喜欢与“目标”保持距离，最接近“目标”的时间，可能只是在音乐会场内，在堂座第五排。这个原则，我非常明白，因为跟你的“目标”见面谈话之后，你的判断力必然受到影响。可是在现实生活里，那经常都是不可能的。首先，我一直以来都认为自己是一名记者，渴望可以活在事件的核心、报道事件的核心内容。还有，我当记者的工作直接影响我当乐评人的职责。历史记载了很多这种个案：作品的首演遇到强烈的批评，过了不久因作品的伟大艺术性无可置疑，“冤案”得到平反。乐评人最大的错误，是用自己的尺度来衡量艺术家，而不预先了解艺术家自己所用的尺度。我们不可能批评莫扎特没有巴赫的才华。你需要明白莫扎特自己定下的目标，才能确定他的作品成功与否。我开始撰写音乐评论的年代，新音乐、新作品已经离开了大家从前认识的地图与指标。唯一可以了解作曲家的途径，是向他们直接提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