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十年，我经常到访中国，报道这里的音乐与文化发展的最新动态。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还没写出一本书来？我承认，这个念头的确在脑海里出现过——有一次更是在我的脑海里飘浮了足足一个小时——然后就被卡住了。就算只限制在音乐这个范畴——这一个比较狭窄的三棱镜，正是我先入为主，用来观看（或者，应该用“聆听”这个词语）中国的工具——这个国家实在过于辽阔，难以解释。你只要说一句“中国音乐”，引起的问题就已经够复杂了：你指的是在中国的西方音乐，还是在西方的中国音乐？交响乐还是流行音乐？美声唱法还是京剧？我们还未算上在边缘上正蓬勃发展的现代创新音乐门类。
关于撰写书籍，问题的关键在于时机。大约在20年前，中国开始迅速发展，就算每天出版的点滴报道都没法追得上。这个快速蜕变的社会没有时间停下来，又何来足够的空间建立观点与角度？
我可以毫无歉意地说，我的角度，是身为美国人的角度。这个观点源自美国移民文化。在那里，文化整体的定义，随着每一部分的本质变化，继而重复与无穷地改变下去。因此，我从事新闻工作的大前提，是坚信没有人可以报道一整个故事。还有，要找出主题的本质，必要采用不同的角度去探视。
令我惊讶的是，以上描述美国文化的特质，在中国竟也一样适用。每当西方人要求我“解释中国”，我会先反问一句，他们所指的，是哪方面的中国：干部的，还是工人的？上海地产富商的，还是内陆农民的？京剧演员的，还是苗族歌师的？要写一本关于中国音乐的书籍，令我想起莫扎特笔下的唐璜。这位歌剧主角整天想来想去（当然与我的境况不一样），如何专一地爱一个情人，但又不辜负其他国色天香的美女。
不久以前，我在家里积极地投入大扫除的工夫，突然间开窍了。我把过去大概20年出版的文章整理之后，发现我用了起码15年都在勘探中国与西方互动的过程。这些文章，把文化作为中国登上国际舞台的一种隐喻。过去10多年来，中国艺术家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我一直都在前线服役；我也有过不少次，以第一手经历，揭示西方人对中国文化逐渐产生浓厚兴趣的原因。换句话来说，我已经写了我这一本书的一大部分，用的是分期付款形式。
倘若有人觉得，《谈音说乐》的结构没有事先策划周详，其实与我当年入行的际遇，有很密切的关系。美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乐评家弗吉尔·汤姆森（VirgilThomson）曾经这样说：做乐评家，只需要“懂一些音乐，能够写作”就够了。我年轻的时候，把这两样板块分隔得井水不犯河水——这边是音乐，那边是写作——恐怕自己对音乐的热爱，还有音乐给我灵魂上的寄托，要被我的工作破坏。就算是今天，我还是避开“评论家”这个专业用词。因为纯粹的评论只是我工作的一小部分。今天蓦然回首，才发现一直以来，自己所经历过的，全是为了培育我去担当这一项专业。舍此以外，全无他用。
美国大学的新闻系课程，给学生很大的自由度，让他们发挥自己的兴趣。当然，这种方式也有不利的因素，就是学生虽然懂得很多其他学科，可是吸收的知识只属表层。我二年级学期末段，好像在历史、哲学、经济的汪洋里漂泊，但也完全没有资格当“历史学家”、“哲学家”或“经济学家”。因为大学的课程设计没有提供框架让我把学到的知识分门别类，我发现了音乐——或者应该更准确地说，音乐找到了我。在历史课堂里，从文艺复兴时期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我突然可以“听得到”各个历史阶段的对比——不单是音乐风格，还有当时的社会结构与文化价值。任何历史阶段的哲学与经济，其实在音乐里面早已表露无遗：我可以听得到谁在创作什么，还有那多样的风格与取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