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盾是近年来第一批在西方冒出来的中国作曲家之一。1957年出生在湖南思茅冲的谭盾，父母都是知识分子（父亲在政府工作，母亲是个医生）。他说，自己孩提时代，从来都没听过西方古典音乐。当双亲被逼下乡劳动时，谭盾与住在农村的奶奶一起生活。奶奶教他二胡，也教他一些乡下的文化。身为一个参与红白喜事的童男，谭盾在各种祭礼——包括葬礼、婚礼——中演奏音乐。
少年时代的谭盾，以音乐为生计，到处卖艺。他17岁参加本地的一个京剧团。1978年，他被录取到大门重开的中央音乐学院。经过了十年西方音乐被禁的境况，西方古典音乐——虽然大部分是苏维埃音乐——又重新回到中国来。入校不久，谭盾很快就沉浸于西方音乐理论与技巧之中。
“一开始的时候，十分艰难”，他说，“我要经历五年的时间，才把老的一套忘掉，可以开始学些新的东西”。
在早期阶段，谭盾听了费城乐团（PhiladelphiaOrchestra）的一场文化交流音乐会，顿时得到启发。“就在那一刹那，我想成为一个像贝多芬一样的作曲家。”他积极地吸收浪漫主义音乐，更研究勋伯格与韦伯恩，以及布莱兹的序列音乐。但当他动笔真正把音符写在纸上的时候，童年的记忆却再次浮现出来。
“1978年，他的第一弦乐四重奏令整个校园都震惊”，吴蛮回忆道，她入校比谭盾迟两年，1989年后移居美国。“学校十分保守，很苏联化，但他却写出一大堆不协和和弦，更把中国乐器、西洋乐器很奇怪地摆在一起。”
虽然这首四重奏赢了一项重要的比赛——在德累斯顿音乐节，但作品的极度实验主义还是触怒了当年的一些领导。不久以后，谭盾被禁止到外地走访。因此，他积极寻找一个可以离开中国的方案。20世纪80年代中期，谭盾有机会碰上周文中。周文中在中国出生，任职于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为音乐系教授。当年已经有好几位年轻作曲家（包括盛宗亮）到了美国，而且得到奖学金。凭着奖学金，可以安心留学，谭盾也因此获得批准，离开中国。
“我已经听过了不少劣质的、模仿苏维埃风格的音乐，所以我当时没有什么指望”，周文中描述他与谭盾的初次见面，“但是，在他的作品中，我发觉他全无意识形态限制，谭盾有潜质，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作曲家”。
1986年，谭盾拿到奖学金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到纽约后立刻活动，一点时间都没浪费，不久便与作曲家和演奏家们建立了良好联系。一年之后，一个舞蹈团使用了三首谭盾作品，更委约了两首新的舞曲。从此，谭盾的音乐有机会在纽约、柏林、东京等地与观众见面。
“谭盾这一代的中国作曲家，抱有坚定信心，对自己有较高要求，为了达成目标，锐意进取”，周教授说，“他们争取成功，大概因为受到当年成长的环境的影响”。
谭盾的进取态度虽然令某些亚洲音乐家有所不满，但这份进取心却令他可以踏上指挥台，带领欧洲与美国各乐团演出他的作品。而最令人刮目相看的是，谭盾还担任了英国广播公司苏格兰交响乐团的驻团作曲家与指挥。
“中国作曲家来到这儿，让我们看到一些新的、富创意的音乐，而他们之中，没有人像谭盾那么令人瞩目。”麦克·思维德（MarkSwed）写道。思维德是《洛杉矶时报》的首席乐评人，也是最初报道这个文化现象的美国乐评家之一。但是，谭盾与其他来自中国的同学们不同：他们大多来自一些新兴的大城市，而谭盾的整套音乐观，包括他的音乐作品，却围绕着内陆各省。在这些地方，文化底蕴比较深厚。
“接受教育时，老师们常常提醒我们，要利用文明世界的元素——那些‘良好’的音色，那些‘良好’的文本”，谭盾说，“但是，有更多东西确实已超越了这个层面的——如祭礼文化——它们同样重要。或者，它们更为重要，因为这些元素更接近每一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