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西方音乐在上海，是怎样的？”我向盛宗亮这位作曲家抛出问题。他重复了我的话，微笑答道：“就像这里的中国菜一样——不正宗。啊，在中国要找好的西方音乐，可能比你在这里找较好的中国菜，更加困难。在这里，厨师们起码都来自中国。在中国，音乐师资都很好，但大部分人从来没离开过祖国。他们学的，全是从书本中领悟出来的，可是音乐不是一门科学课。你必定要融入整个文化，成为当中一分子。”
1955年出生在上海一个很西化家庭的盛宗亮，从诞生那一刻开始，一只脚踏在东方世界，另一只则踏在西方世界。“**”时期，他曾到青海民族歌舞剧团工作。现任密歇根大学作曲系教授的他，是当代年轻作曲家中的佼佼者。他的作品一向好评如潮，因为盛宗亮把亚洲民族元素与西方传统融在一起的手法，令人信服。
本星期，这两个世界会有更猛烈的碰撞，因为盛氏的新作品《春梦》（SpringDreams）将举行世界首演。作品是写给马友友与中央民族乐团的，配器就是大提琴独奏，民乐团伴奏。《春梦》是中央民族乐团本月美国巡演的主要曲目（马友友演完世界首演后，由倪海叶继续担任巡演独奏）。作品代表了盛宗亮表达他自己受了多元化影响后的一个新的创作方向。
盛宗亮从当年的“人民公敌”摇身而变为当今文化之星的过程，要从他的年少时代谈起。盛爷爷是一位富有的、受过西方教育的地主，所以小孙儿在20世纪60年代的动**时期，只有两个选择：当农民，或者当音乐人。当年他已经学过几课钢琴，所以他选择了音乐。“我可以告诉你，我当年是青海最棒的钢琴家”，他带着反话的语调说，“说真的，我当年是青海唯一的钢琴手”。
他既然决定只靠演出维持生计，就不得不发愤图强，多接触和多收集整理各地区的民谣。纵使国家当年政策对继承民族传统不利，盛宗亮说他却从来没遇上难题。“没有人反对我的做法，但也没有人鼓励我”，他解释道，“从某一层面来看，民谣的歌词散发着乡村土壤的气息，甚至带有情欲成分。有一些更被皇帝禁唱了几百年。但从另一个层面看，这些旋律来自人民，所以只要你把歌词稍作改动，比如‘我爱村里的小姑娘’变成‘我爱北京天安门’，就没有问题了”。
在中国社会开始接纳西方影响的时代，盛宗亮是首批被上海音乐学院录取的学生。虽然在西乐系是高才生，他却要求旁听民乐课。当年很多人都不看重民乐，把它当作“二等公民”。“他们全都觉得此举荒唐无比。但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民乐课堂的东西更加确实”，他又补充道，“我知道，自己将来会跑到西方，到时大有机会学到真正的西方音乐”。
1982年，他的机会到来了。盛宗亮与家人，经过了18年的努力，终于获准移民美国了。他们在纽约定居以后，这位年轻作曲家考进皇后学院（QueensCollege），后来转到哥伦比亚大学。他的恩师包括了乔治·帕尔（GeorgePerle）、周文中、马里奥·达维多夫斯基（MarioDavidovsky），还有最著名的一位——莱奥纳德·伯恩斯坦（LeonardBernstein）。
虽然这些作曲大师的风格截然不同，盛宗亮的音乐印证了他对老师们的忠诚。你可以从他第一部歌剧——《马侬之歌》（TheSongofMajnun）——听得出作曲家比较保守的一面。这部歌剧的录音本周刚刚由Delos唱片公司发行。他现在正为一部独幕歌剧谱乐。《银河》的编剧是托尼奖得主黄哲伦，首演会在圣达菲室内音乐节举行。但是，这两套歌剧对作曲家来讲，没有为民乐乐队创作那么具有挑战性。
“真正的中国民族音乐，大部分是独奏形式的”，他说，“西方音乐，要是把它用同一方法只能保留精粹，剩下的就是和声。所以，尝试把不同文化叠在一起，弄出来的结果就是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让小提琴奏出简单的中国调子，而下面的和声就像拉赫玛尼诺夫。到头来，是中国式模仿西方音乐，像炒饭这种食品。在美国，每一个中国餐馆都有炒饭；但是在中国，他们认为炒饭是一个西方菜式。说真的，没有人真的会要炒饭的”。
去年6月份，盛宗亮专访中央民族乐团，为新作品做准备。这是他14年以来第一次回国。他对中国音乐发展的忧虑，回国后都印证了。“他们有这种想法：‘要是我们可以用民乐乐器演奏《天鹅湖》，那多好呀。西方观众会喜欢的，对吗？’所以，如果把我的新作品摆放在民乐团曲目之中，那是十分困难的。”
西方的乐评对盛宗亮的民族元素的评价，往往以巴托克作借鉴。所以，当盛宗亮声言这位匈牙利现代作曲家是他的模范，一点都不令人感到意外。“巴托克的伟大，是因为他能把先进复杂音乐里面的凶烈特征保留起来”，他说，“我面对的挑战是拥抱先进复杂的西方作曲技巧，但又不可以去掉中国式的简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