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08年，当时中国处于迎接奥运热潮的高峰期，同时盼望在世界舞台上打响锣鼓。北京国家大剧院大胆地揭开成立以来的首个歌剧—《图兰朵》制作的帷幕。这一部《图兰朵》很有来头：不单由全中国班子负责导演、灯光、布景、服装；普契尼离世前未完成的最后段落，也由一位中国作曲家撰写了一个崭新版本。一年之后，奥运圆满结束了，可是那个偌大的、可容纳8万人的鸟巢突然变得空空如也，于是，电影导演张艺谋（他当然熟悉那个“鸟巢”，他是奥运开幕式总导演）策划了一场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庆典。张艺谋送上的是一个加上高科技、依据他于1998年在紫禁城制作的、辉煌的《图兰朵》的新版本。这样说吧，紫禁城原版与鸟巢版本相比，原版顿时变得像个室内歌剧了。2010年，正当扎哈·哈迪德（ZahaHadid）设计的那耗资两亿美元的广州大剧院准备落成之际，广州的官员找来张艺谋的同行陈凯歌。早前，陈凯歌在西班牙巴伦西亚（Valencia）苏菲亚女王艺术中心（PalaudelesartsReinaSofia）担任《图兰朵》歌剧导演，效果精致，与哈迪德设计的歌剧院的风格与规模十分合衬。
以上提到的，在很多层次上都富有讽刺成分。真的，我不知道从哪里切入。中国的歌剧主办人——与西方的同行一样，正如大家所预料的，总是一窝蜂的跟风派——意图在国际歌剧舞台上建立大歌剧传统的名望，他们选择的剧目，恰好是西方大歌剧传统中最终的一部杰作。在这里，本土歌唱家应当享有特别的优势；但是，阵容中大多是从国外邀请来的歌唱家。下面所述才是最大的反讽：歌剧的故事发生在中国；多年来，这部歌剧在中国没有机会正式露面。到了今天，这部作品却变成中国国家级歌剧。
众所周知，《图兰朵》与真实的中国毫不相干。剧本产生的渊源是这样的：一个波斯民间故事被翻译成法语，由一位德国作家改编后，多位意大利作曲家受到启发创作了音乐，其中包括普契尼。普契尼当年的目标观众绝不在中国。讨厌这部歌剧的人——无论来自亚洲还是来自西方——同样地帮倒忙。批评“东方主义”（orientalism）的西方人一直以来毁谤普契尼毕生最后一部、没有完成的歌剧为“反映下意识种族傲慢”的标志。中国人也取笑这部作品在史实上有多个谬误——歌剧的场景是紫禁城，但剧本中事发那个年代，宫殿还没有建起来。当然，朝廷也从不会把许配公主的大事搞得像个猜奖游戏，或那么凶狠地对待外国使节。事实上，中国一直以来都忽略了普契尼。
但是，《图兰朵》也没有被禁演。应该这样说，每一个案例都有它的缘由。《图兰朵》这部歌剧一直都没有机会上演，可以追溯若干原因。“与国家政策无关的”，上海大剧院艺术总监钱世锦说道，“大概的情况可能是：这位领导或会不喜欢，那位领导或会反对。尤其是改革开放的早期，不少人的思想还是比较‘左倾’”。
钱先生回忆起1990年上海歌剧院与中央歌剧院都定下了计划，要把这部歌剧搬上舞台。虽然文化部反映官方不满意的立场，但没有阻止歌剧院的操作。于是，北京的演出有所改动，以音乐会形式演出了一个删节版。上海歌剧院却决定实践计划，制作用上了中文翻译（当年的西方歌剧演出，唱词被翻译成中文）。5年后，中央歌剧院终于把《图兰朵》搬上歌剧舞台，演出时更保留了原有的意大利语。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新中国首次运用原本的语言演唱国外引进的歌剧。但是，在这个制作里，故事不再发生在中国，换成一个中亚或西亚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