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舞家林怀民进入酒店大堂的时候，连声道歉。他迟到了20分钟，现在他正要在日场表演开始前，赶到剧院后台与舞蹈演员见面。他问我，可否陪他步行到剧院，然后在后台做访问？
面对这位像大自然一般不可抗拒的林先生，我当然唯命是从。我们步行到了香港文化中心，也就是闻名国际的云门舞集在香港艺术节一连几天演出《行草》三部曲的场地。这位云门创办人兼艺术总监途中兴奋地告诉我：“三部作品一连串在三个晚上演出，制造出来的是一个从未尝试过的新境界；有回响也有对位，一些动机或概念重现和穿梭于不同的晚上。”
尽管林怀民用了这么多的音乐术语，他却避免谈及可能是最明显的一个比喻。他这个三部曲是在解构中国书法—一个无论在视觉上和言语上最能象征中国文化的艺术形态。但是，整个作品跟传统的西方交响乐里面的快板、慢板、快板的乐章次序配合得恰到好处。“我想过这样说，但我又不敢用这些词语。作品当然有它的架构，但是，（观众）看起来却好像全无架构似的。”
林怀民在后台灵巧地引导他的舞蹈演员，把他们昨天晚上表演后激动的状态带到准备下午这场“慢板”沉思的情绪。演员们的心情准备好了以后，他带我到休息室继续接受我们的访问。“我没有计划创作三部曲。但是，看了第一部《行草》表演后，我发现这作品只是一个开始，我还有很多可以利用身体的方法，还有很多可以从书法里学到的东西。”
《行草》于2001年首演，舞蹈家们把中国古文蕴藏的力量活现在舞台上。他们基本上把台上的书法大字化作有戏剧性的、生动的舞蹈。《行草·贰》用了像白纸的空白大幕，投影着一些像陶瓷表面的细致图案，选用了非常平静的音乐。整个气氛比较压抑、内敛。去年11月在台北戏剧院首演的《狂草》还在空白的后幕上加了墨色，呈现出书法家写狂草的纯抽象灵感。
“这是一个为期10年的解放旅程，而这个过程也增强了这种继续解放的力量。”林氏补充道：“我们什么东西都用上了，从京剧到现代舞到西方的芭蕾舞。但是最后我才决定，不计较用什么技巧。我要的是一个新的身体、一种新的动作方法。”
基本上，经过《行草》这10年的过程，林氏从文字的束缚中重获自由。在过去几年，因为他的个人风格成功地、恰当地包含了中国传统与自己划时代的美学观，林怀民已经被推崇为亚洲最伟大的编舞家。但是，童年和早期的艺术生涯仍然萦绕在他的脑海，而这些回忆都和文学息息相关。
林怀民出身于书香世家，他的先祖在台湾定居已经有7代了。他还记得小时候学习书法，母亲检核严格，经常将不符合她要求的习作撕掉。“我父母都在日本念书，取得大学学位，他们说的日语比一般日本人还要好”，他说，“在儒家思想的环境中长大已经吃苦，可是日本式的教育更为厉害”。
他虽接受严谨的传统教育，但对国际文化的认识并不缺乏。“我初上学时，每天回家后妈妈必会给我一杯牛奶和几块饼干。我们一起听她的唱片。她会一边听着，一边说‘这是一位伤心的妇人’。她指的是托斯卡。或者，我们在听贝多芬创作的《暴风雨》奏鸣曲时，她会说‘台风来了’。”林怀民的舅舅们从美国邮寄一些儿童图画书给他，而在家里的祖母则带他去看好莱坞电影和民间木偶戏。
林怀民观看好莱坞1948年的舞蹈经典《红菱艳》（TheRedShoes）时，萌起了他一生“这个垮台的意念”，他俏皮地承认。“影片里各个角色中，我最感兴趣的是（编舞家）马斯尼，因为他令我联想到一位有自我惩罚倾向，也可以把诸神的意愿转告世人的法师。”不久，林怀民便开始把一些故事编成戏剧，加上传统中国戏曲和芭蕾舞，为家人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