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尔基早期戏剧创作中，《底层》（1902）是最有影响的一部作品。剧本反映了当时俄国的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经济危机使成千上万的劳动者失业，他们被迫流离失所，无家可归。高尔基通过流浪汉悲惨遭遇的描写，控诉了资本主义社会。罪恶的社会制度摧残了无数的人，把他们抛到生活的底层，痛苦的深渊。《底层》是作家20年来对流浪汉生活观察的总结，描写了沙皇时代沦落到生活底层的一群流浪者。高尔基曾在书信中写道:“我不喜欢我们的当代文学，还因为它的悲观主义。生活并不像人们在书中所喜欢写的那样糟糕，生活是更为鲜艳的。而生活中的人也比书里的人好些，甚至也比有才华的书里的人好些。”他认为:“我的任务就是激起人对自己的自豪感。”因此，高尔基在剧中一方面通过中心主人公——**不羁、勇于反抗的流浪汉沙金与鲁卡的辩争揭穿鲁卡哲学的实质，“谎言是奴隶和主人的宗教。真理才是自由人的上帝”，依照剧情发展，或者说无情的现实彻底宣告了鲁卡哲学的破产。另一方面，当沙金慷慨激昂地述说“人，是伟大的!人有创造一切的力量……人这个字听起来多么自豪!”“要尊敬人”时，实际上，高尔基是在借这些富于哲理的台词重新高扬人道主义的大旗，高度赞扬人的力量，相信人的力量。在剧作中，高尔基假借真理与谎言的辩争主题，表达了流浪汉们不同于小市民的人生哲学，力求唤起人们对于生活的积极态度，歌颂劳动的人。1902年，高尔基被选为科学院名誉院士，沙皇否定了科学院的报告。契诃夫、柯罗连科以辞去院士称号的行动抗议沙皇的无理决定。1905年高尔基与列宁相识并成为好友。
第一次俄国革命失败后，高尔基为躲避沙皇政府的迫害移居国外。在国外，他完成了长篇小说《母亲》（1906）。他把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两种创作方法结合起来，表现社会英雄主义和革命热情，塑造了俄罗斯刚刚出现的新人无产阶级战士形象。列宁认为它是一本必需的书，很多的工人都是不自觉地、自发地参加了革命运动，现在他们读一读《母亲》，一定会得到很大的益处。
1906年底，高尔基到意大利卡普里岛继续写作生活，直到1913年。他在《夏天》（1909）中讴歌俄国农村民众意识的觉醒；在中篇小说《奥库罗夫镇》（1909—1910）中，以1905年革命事件为背景，勾画出俄国小市民的昏聩、愚昧和凶残；在《马特维·科热米亚金的一生》（1910—1911）中，通过对主人公奥库罗夫人的日常生活描绘，勾画了19世纪60年代到1905年革命近半个世纪以来俄罗斯的生活。
1913年大赦之后，高尔基回到阔别多年的俄罗斯，一直生活到1921年第二次出国。期间他完成了自传体三部曲的前两部《童年》（1913）和《在人间》（1916）。小说描写了阿廖沙的成长过程。《童年》写阿廖沙在外祖父家的生活，《在人间》描绘他走向社会后受尽压迫的生活，再现了19世纪七八十年代俄罗斯的生活图景，揭露了剥削阶级的残暴、小市民习气的恶劣，描述了劳动人民的苦难，刻画了阿廖沙不屈从黑暗势力、追求光明、刻苦自学、探索革命真理的真实形象。
1917—1918年，高尔基担任《新生活报》主编，他既欢呼1917年推翻沙皇政权的二月革命，又反对暴力革命，认为革命是对生活、文化、国家的全面破坏。于是，他在《不合时宜的思想》专栏里发表政论文章，对武装革命提出了自己“不合时宜”的观点与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