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民族诗歌的发展路向是：和歌、连歌、俳谐连歌、俳句。最早的和歌集是《万叶集》，这是8世纪中叶文人编定的大型诗集，收4500余首和歌，作者上至帝王、下至乞丐。《万叶集》的和歌包括长歌（五、七，五、七音节交替环复，最后以五、七、七结尾）、短歌（五、七、五，七、七，共31个音节构成）和旋头歌（以五、七、七，五、七、七共38个音节构成）。之后纪贯之奉诏编集《古今和歌集》（905），大多收录短歌。1205年编定的《新古今和歌集》则全为短歌。之后，长歌和旋头歌的形式基本消亡，所谓和歌就是短歌。连歌是平安时期贵族文人娱乐游戏的产物，即两人或多人围坐吟咏和歌，一人咏前句五、七、五，另一人咏第二句七、七，反复吟咏。16世纪末出现的俳谐连歌，则努力突破连歌严整的格律，采用通俗的日常口语，表达诙谐轻松的内容。17世纪，松永贞德（1571—1653）及其门人倡导把连歌中的首句（即五、七、五，17个音节）独立出来，成为最短的诗歌样式俳句。松尾芭蕉是俳句的集大成者，其代表作是《芭蕉七部集》。俳句17个音节分三行排列，内容上还要求有暗示或标志季节的“季题”。
朝鲜民族诗歌的演进路线是：乡歌、景几何体、时调、歌辞、杂歌。乡歌是7世纪前后以汉字标记的朝鲜民谣，有四句体、八句体和十句体。因“乡歌”产生于三国时期的新罗，又称“新罗乡歌”。“乡歌”主要抒写人们对生活的各种感受。13世纪初，一群饱读汉诗的翰林学士饮酒赋诗，每人口赋一首，把民间歌谣与汉诗融合，形成一种以三、四调为基本音节、有严格律数、分节排列的新诗体。新诗体盛行一时，因每首有附歌以“景几如何”结尾，因而称之“景几何体”。这种诗体抒写的是高丽末期政局动**，文人士大夫的忧伤之情。“时调”是14世纪末，在“乡歌”和“景几何体”的基础上产生的更具民族特色的诗歌形式。它分三行排列，音节律数有严格要求，可咏可歌。这种抒情短诗出现后，备受文人喜爱，产生了尹善道（1587—1671）这样的时调大家。15世纪，“训民正音”正式诞生，语言表达获得大发展，诗歌也突破了原有“乡歌”、“景几何体”、“时调”篇幅小、音律格式限制多的要求，产生了以四音节为主，夹以三、四或四、五音节排列，不分节、段，长度不拘、自由灵活、便于广泛叙事和细腻表达思想的“歌辞”。出现了郑彻（1537—1594）、朴仁老（1561—1643）这样杰出的歌辞作者。“歌辞”逐步越出文人圈子，普及于民，尤其是民间歌手、说唱艺人，以四音节为基础演唱了大量作品，由于说唱内容复杂，渐渐突破四音节，出现了二、三调，三、四调，四、三调，五、四调及五、五调相互交错、配合的“杂歌”。杂歌的形成，催化了说唱文学的繁荣。
越南民族诗歌的发展道路是：韩律、六八体、双七六八体。“韩律”为陈朝阮诠（韩诠）所创，他是第一个用字喃文写作的诗人，他的诗模仿唐诗七律，七言八句要求严格。阮诠的《飞砂集》、陈光启的《卖炭翁》、阮士固的《国音诗赋》、朱文安的《国音诗集》等是韩律初兴时的重要诗集。15世纪的诗人在韩律的基础上吸收民歌精华，发挥越语语音多变的功能，创造了以六、八字句相间，每句第六字押韵的新诗体，即“六八体”。越南的古典名著、阮攸的《金云翘传》就是以“六八体”写作的。之后，出于内容表达和艺术追求，有诗人将汉语七言诗与六八体结合起来，前两句为七字句，后两句为六、八字，其中第二句在第五字上押第一句句末的韵。这种“双七六八体”的韵律显得更为错落有致。阮嘉韶（1742—1778）的《宫怨吟曲》是双七六八体的代表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