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6年果戈理发表了讽刺喜剧《钦差大臣》，运用夸张和讽刺相结合的手法，真实地展现了俄国官僚社会的种种丑态，深刻地揭示了官僚制度的昏聩腐朽，成为俄国戏剧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剧本的情节非常简单：潦倒落魄的花花公子赫列斯塔科夫途经某市，被当地的大小官吏误认为是微服察访的“钦差大臣”。以市长安东为首的一群贪官污吏因平时作恶多端，欺压百姓，急于巴结上司，以掩盖罪行，闹出一场令人啼笑皆非的笑话。果戈理成功地刻画了市长安东和骗子赫列斯塔科夫这“两个最可诅咒的敌人”的性格特征，具体而完整地解剖了“俄国官僚的病理”，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和鲜明的时代特色。喜剧中潜在的正面形象是“笑”，作者赋予这种“笑”以抨击丑恶的深刻的社会内容，并取得了极佳的艺术效果。
《钦差大臣》在彼得堡公演，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果。在反动阵营的猛烈攻击下，果戈理思想苦闷。他匆匆离国外出，长期旅居国外。旅居国外期间，果戈理完成了长篇小说《死魂灵》第一部，并于1842年5月出版。
晚期生活和创作（1842—1852）阶段：《死魂灵》第一部的问世，在思想界、文艺界掀起了一场尖锐的斗争，斗争的焦点是维护农奴制还是反对农奴制。果戈理企图回避斗争，幻想走中间道路，但在严峻的现实面前陷入了新的精神苦痛。构思中的《死魂灵》第二部虽写成但于死前焚毁，第三部则根本未完成。
果戈理晚年最重要的作品是《与友人书简选》（1847）。该书对俄国的农奴制度、地主和农民的关系、俄国的宗教信仰等提出自己的明确主张，引起批评界的激烈争论。保守派认为，果戈理终于回归正确的途径，成为俄罗斯社会和俄罗斯文化的捍卫者，以别林斯基为代表的革命民主派，则认为果戈理已经倒退、堕落为农奴制度的帮凶。其实果戈理不过是希望尽可能“公正”地评判地主和农民而已。不过，他实在不是一个高明的思想家，因而也无法成为公正的法官。可以说，他的那些书简深深地表现了对俄国现实的焦虑。
果戈理的创作经历了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的演变，同时带有现代艺术的某些荒诞感，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第一，敏锐地洞察生活，以夸张的手法描绘生活。果戈理善于观察生活，然后以戏剧性的、乃至荒诞性的手法将生活的真面目呈现在读者面前。例如，《钦差大臣》的情节是极度夸张的，但却是官场内幕的生动纪实，《死魂灵》购买死农奴的情节似乎荒诞不经，却是以果戈理家乡地主们的真实故事为原型写成的，果戈理将之凝聚成了震撼人心的艺术画面。
第二，从人道主义出发揭露社会矛盾，但对人性的挖掘似乎缺乏深度。果戈理在《狂人日记》《外套》等小说中描写了下层小人物的悲惨命运，对小人物的命运寄予同情，但对人物的内心世界缺乏深度观照，使读者只知道九等文官波普里希金幻想娶上司的女儿，甚至幻想当国王，不知其精神世界还有没有其他的追求。另一个九等文官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唯一的梦想就是一件新外套，作者也未揭示其精神世界如此贫乏的原因。
第三，以喜剧的手法处理悲剧题材，形成“含泪的笑”。果戈理在一本正经地叙述日常生活琐事时，常常让读者忍俊不禁，而在捧腹大笑之后又感受到深切的悲哀。像《旧式地主》和《死魂灵》中各类充满笑料的场面，都显露了作者对社会现状的相当悲观的态度。而像《涅瓦大街》中小市民霍夫曼和小市民席勒酒醉后关于鼻子与鼻烟的可笑对话，甚至显得极为庸俗。而“庸俗”正是果戈理讽刺艺术的一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