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揭露了上级法院和专制机构的腐败。那些道貌岸然的庭长、法官、副检察官，个个都昏庸无耻，拿犯人的命运当儿戏。陪审员们把精力集中在各种谣言上，由于这些人的玩忽职守，草菅人命，结果造成了玛丝洛娃被判处四年苦役的冤案。执法机关从上到下都是昏天黑地，毫无公理和正义，沙皇政府的各级官吏都是与人民为敌的。
小说谴责了沙皇专制制度的精神支柱——官方教会的伪善和宗教仪式的欺骗性。教会已经成了官办的机构，神甫也已是身披袈裟的官吏。无论是在金碧辉煌的教堂里，还是在暗无天日的监狱中，祈祷仪式都充满了虚伪。托尔斯泰撕下了神圣宗教的外衣，指出宗教是少数人发财和愚弄人民的工具。
小说批判了沙皇专制制度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地主土地占有制。作者不仅描写了农民的贫困，而且指出了土地私有制是造成农民贫困的原因，“人民贫困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人民仅有的能够用来养家活口的土地，都被地主们夺去了。”因而他大声疾呼，土地不能够成为私产，土地不能够作为买卖的对象，正如水、空气、阳光一样，应为人人所享用。
小说还暴露了贵族地主阶级的腐败，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揭露和批判。聂赫留朵夫及其亲戚等贵族过着浮华奢侈的生活，而农民们则极端贫困，农村是一片凄凉破败的景象。许多农民靠求乞度日，儿童的腿细得跟毛毛虫差不多，不能站立，脸上露出病态的、痛苦的“笑容”。随着农村经济的破产，失去了土地的农民进城当马车夫、工匠、洗衣女工，照样受到城市资产者的剥削和压迫。这是《复活》在思想上极其深刻的一点。
《复活》塑造了聂赫留朵夫和玛丝洛娃两个丰满而又复杂的形象，他们的命运和生活道路是19世纪末俄国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的艺术概括。
聂赫留朵夫是一个“忏悔贵族”的典型。作为一个贵族青年，他有才学，有理想，正直善良，追求真挚的爱情。但是贵族家庭养成了他的种种恶习，贵族社会和沙俄军队**腐败的生活风气使他堕落为自私自利者。他诱奸了玛丝洛娃，随后抛弃她。当他在法庭上看到玛丝洛娃时，意识到自己是造成她堕落和不幸的罪魁祸首。他决心赎罪，决定和她结婚。在为玛丝洛娃申冤上诉的过程中，他广泛接触了社会各阶层，进一步认识到了沙皇专制制度的腐败落后及不合理性。通过访问贫苦农民，他认识了土地私有制的不合理。在出入法庭和监狱的过程中，他看到人民是无辜的受害者，认识到人民的苦难是地主阶级和专制社会造成的。他的思想开始升华，从地主阶级立场转到宗法制农民的立场。他猛烈抨击本阶级和社会罪恶，变成了地主资产阶级的揭露者和批判者。上诉失败后，他放弃贵族生活随玛丝洛娃去西伯利亚。最后他在《福音书》中找到了灵魂的归宿和消灭恶势力的办法，那就是在上帝面前永远承认自己有罪，要宽恕一切人，照上帝的意志为人类的幸福而工作。作者认为聂赫留朵夫获得了精神上的“复活”。
托尔斯泰认为，人身上皆有“精神的人”和“兽性的人”的矛盾，即人性和兽性的对抗。他把聂赫留朵夫“人性”的胜利看作是他向善、忏悔和精神的“复活”，表现了作者思想的局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