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窃贼，”G说，“就是D大臣，他什么事都敢做，不管那是不是一个男子汉该做的事。他这次偷窃手段之巧妙不亚于其大胆。我们所说的那份文件，坦率地说，是一封信，一封那位失去它的要人独自在王宫时收到的信。她正在读信，突然被另一位要人的出现所打断，而这个高贵的人物正是她最不想令其见到那封信的人。慌乱中她未能将信塞进抽屉，只好把已拆开的信放在了桌面上。不过朝上的一面是姓名地址，因此信的内容并没有暴露，从而没引起那位高贵人物的注意。在这个节骨眼上D大臣走了进来。他目光锐利的眼睛一下子就看到了桌上的信件，认出了写地址姓名的笔迹，觉察到了收信人的惶遽，并揣摩出了她的秘密。在按他通常的方式匆匆办完几件公事之后，他取出一封与桌上信件有几分相似的信，并将其拆开假装读了一阵，然后把它放在桌上那封信旁边。接着他又就公务谈了大约有十五分钟。最后告辞之时，他从桌上取走了那封不属于他的信。那信的合法所有人眼睁睁看他把信拿走，可当着那位就站在她身边的第三者，她当然没敢声张此事。那位大臣溜了，把他自己的那封信（一封无关紧要的信）留在了桌上。”
“那么，”迪潘对我说，“这下正好有了你刚才所要求的那种实现摆布的先决条件，即窃信人确知失信人知道他就是窃贼。”
“是的，”警察局局长答道，“而凭借这种摆布所获取的权力，几个月来一直被用于政治上的意图，已经到了一种非常危险的地步。失信的那位要人一天比一天更清楚地认识到收回那封信的必要性。但是这事当然不能公开进行，最后被逼得走投无路，她就把这事托付给我来处理。”
“除了你，”迪潘在一大团缭绕翻卷的烟雾中说，“我看再也找不到，甚至再也想不到更精明能干的办事人了。”
“你是在奉承我，”警察局局长答道，“但说不定有人一直持有这种看法。”
“显而易见，”我说，“正如你所言，那封信依然在那位大臣手里，因为正是这种占有，而不是其他任何形式的利用，使他获得那份权力。信一旦另做他用，那份权力也就失去。”
“的确如此，”G说道，“我着手此事也正是基于这种确信。我首先考虑的就是要彻底搜查那位大臣的宅邸；而在这点上，我主要的为难之处就在于搜查必须在不为主人所知的情况下进行，我事先就已经警觉到，要是落下把柄，让他怀疑到我们的意图，那将会招来危险的后果。”
“可是，”我说，“你在这方面是真正的专家。巴黎警方以前也经常进行这类调查。”
“那倒也是，因此我没有丧失信心。那位大臣的习惯也给了我可乘之机。他常常整夜不在家。他的仆人并不太多。他们睡觉的地方离主人的房间有一段距离，而且他们大多是那不勒斯人，很容易被灌醉。正如你们所知，我有能打开巴黎任何房间或任何橱柜的钥匙。三个月来，没有一天晚上我不是大部分时间都在亲自参加对D家宅邸的搜查。这件事关系到我的名誉，而且，实不相瞒，那笔酬金数目很大。因此我一直没放弃搜寻，直到最后我终于相信这个窃贼的确比我机灵。我认为我已经搜遍了那座宅邸里能藏匿那封信件的每个角落。”
“但是，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我委婉地启发道，“尽管那封信也许在那位大臣手里，正如毫无疑问的那样，可他说不定会把信藏在别处，而没有藏在他自己家里？”
“这几乎不可能，”迪潘说，“照眼下宫中的特殊情况来看，尤其是从已知有D卷入的那些阴谋来看，那封信应该藏在他身边，以便他伸手可及、随时可取，因为这点与占有那封信几乎同样重要。”
“它随时可取？”我问。
“也就是说，随时可销毁。”迪潘说。
“完全正确，”我说，“由此可见那封信显然是在他家里。至于那位大臣随身带信，我们可以认为这毫无可能。”
“完全不可能，”警察局局长说，“他已经连遭两次抢劫，仿佛是遇上了拦路强盗，他在我亲自监视下被严格地搜过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