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上的一堆干草上躺着一个漂亮的小伙子，头靠在扔在那儿的一个垫子上——这孩子至多不过十七岁。他仰躺着，牙齿咬得紧紧的，右手抓着胸口，眼睛直瞪瞪地往上瞧。我单腿跪着俯在他身上时，看不出他的伤口在哪儿，但能看出他被利器刺伤，快死了。
“‘我是医生，可怜的小伙子，’我说道，‘让我检查一下伤口。’
“‘我不要检查，’他答道，‘别管它。’
“伤口在他手下面，我劝慰一番，才让我把他的手挪开。那是在二十至二十四小时前被剑刺伤的，不过，即使那伤口马上得到治疗，多高明的医术也救不了他。当时，他快死了。我转眼瞧着哥哥，看见他往下瞧着这个垂死的漂亮小伙子，仿佛他是只鸟，或野兔、家兔，仿佛根本不是人类。
“‘怎么受伤的，先生？’我说道。
“‘一条普通的小疯狗！一个农奴！他逼我弟弟拔出剑来，我弟弟就一剑把他刺倒——像绅士那样。’
“这回答没有一点怜悯、遗憾，或类似人性的感情。说话人似乎承认，让不同等级的人死在那儿添麻烦，像他那种害虫那样无声无息地死去最好。他对这孩子，或他的命运，根本不可能有任何同情。
“他刚才说话时，这孩子的眼睛本来已慢慢转向他，这时又慢慢转向我。
“‘医生，这些贵族老爷非常骄傲，不过，我们这些平民百姓有时也骄傲。他们剥夺我们，侮辱我们，打我们，杀我们，不过，有时候，我们还剩下一点骄傲。她——你见过她吧，医生？’
“那尖叫声，虽然隔了一段距离有所减弱，但那儿还能听见。他指这叫声说的，仿佛她就躺在我们面前。
“我说道，‘我见过她。’
“‘她是我姐姐，医生。多少年来，这些贵族老爷，对我们端庄、贞洁的姐妹，行使那可耻的特权，不过，我们当中有好姑娘。这我知道，听我父亲说过。她是个好姑娘。她还跟一个好小伙子订了婚：他的一个佃户。我们都是他的——就是站在这儿那个人的佃户。另一个是他的弟弟，坏种中最坏的坏种。’
“那孩子好不容易缓过劲来说话，吃力极了，但他的精神却作了极有力的表达。
“‘平民百姓都遭到这般上等人的抢劫，我们也遭到站在这儿那个人的抢劫——他征税毫不容情，我们被迫无偿地为他劳动，被迫在他的磨房磨我们的粮食，被迫用我们那点可怜的收成喂养他的几十只家禽，却决不准我们自己养一只，把我们抢夺到这个地步，如果我们偶尔得到一点肉，我们也提心吊胆，要闩上门，关上窗板再吃，才不致让他家的人看见，从我们手里夺走——听着，我们遭到这样的抢劫、迫害，弄得我们这样穷，父亲才告诉我们，生孩子是很可怕的事，我们最该祈求的是，妇女不能生育，我们这不幸的家族都死绝！’
“我从未见过这种受压迫的意识，像火似的喷发出来。我曾经假定它一定潜伏在什么地方的人的心里。我见到它潜伏在这个快死的孩子心里之后，才见到它爆发出来。
“‘不过，医生，我姐姐结了婚。当时，她的情人生病，真可怜，她嫁给他，才好在我们的茅屋里——按那个人的说法，我们的狗窝——照顾和安慰他。她结婚没有几个星期，那个人的弟弟一见就看上她了，要那个人把她借给他——我们当中那些丈夫算什么！那个人倒很愿意，可是我姐姐很好，很贞洁，她跟我一样痛恨那个弟弟。当时，那两兄弟为说服她丈夫劝劝她，让她顺从，用了什么手段啦？’
“那孩子的眼睛本来盯着我的眼睛，这时候慢慢转向那个旁观者，我从这两张脸上看出，他说的都是真话。我即使身在巴士底狱，也能看见这两种对立的骄傲相遇的情境。绅士的骄傲只有满不在意的冷漠，农民的骄傲则充满受践踏的感情和强烈的复仇情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