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里尔逊于1928年进入英国政府新设置的帝国市场委员会,负责领导该委员会的电影部,其任务是用电影手段来宣传政府的食品供应政策,为协调政府与人民的关系拍摄纪录片。此后十几年格里尔逊一直为很多纪录片筹集资金,他们继承了在欧洲大陆已经衰落的先锋派研究,加以发扬光大。
《飘网渔船》(1932)是格里尔逊亲自导演的唯一一部纪录片,以捕鱼为题材。影片以交响乐般的结构,交叉剪辑渔民在海上捕鱼的劳动,并以爱森斯坦的蒙太奇手法把天空的飞鸟、海中倾斜的渔船、暴风雨、渔民撒网、收网的画面剪辑在一起,形成强大的张力。这部影片第一次把镜头对准普通人,表现渔民艰苦劳动的英雄气概和创造价值。格里尔逊在《纪录片的首要原则》中谈道:“飘网在一种释放的状态下被打开,这种释放既包括人的解脱,也包括鸟和鱼的解脱。这个运动过程没有停顿,但是某种艰难的努力,如两种力量之间的抗争被记录下来。”[2]影片给英国电影开辟了反映新生活的道路,带来新气象,上演获得商业成功。
《飘网渔船》剧照:海上捕鱼
2.格里尔逊学派
格里尔逊对纪录片的贡献主要在于他对纪录片的倡导。20世纪30—40年代,格里尔逊领导帝国商品推销局电影处的30多个热爱电影的年轻人发起一场英国纪录电影运动,形成著名的“格里尔逊学派”。格里尔逊亲自募集资金,争取经费,为学派年轻人拍摄电影创造条件。
格里尔逊学派
英国纪录电影运动一方面强调影片的社会意义,主张纪录片应当是一种直接的宣传手段;另一方面又注意在再现真实生活场面时进行艺术加工。格里尔逊学派一共制作了100多部影片,其中的代表性作品有瑞特的《锡兰之歌》(1934)、安斯戴和艾尔顿的《住房问题》(1935)、瑞特和华特的《夜邮》(1936)、卡瓦尔康蒂的《煤矿工人》(1936)和泰勒的《烟雾威胁》(1937)等。这些影片极其讲究画面构图、镜头剪辑和音画配合,但不允许在形象内容上有所添加或篡改。
格里尔逊强调纪录电影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他说:“社会责任感使我们的现实主义纪录片成为一种费心的和艰难的艺术,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尤其如此。”[3]他主张通过纪录片媒介,进行社会思考,实施对公众的影响。格里尔逊曾为弗拉哈迪的学生,他称弗拉哈迪是“开风气之先的人”,但是他反对逃避现实,不将眼光投向天涯海角,而主张纪录电影应该拍摄发生在家门口的故事,“直接地表现当代社会题材”。他说:“假如现在我能代表反其道而行的一派,我希望弗拉哈迪影片中固有的新卢梭主义,连同那独树一帜的自我一起消亡。”[4]在影片的样式方面,由于格里尔逊坚持把电影用作一种新的“讲坛”,因此发展了以解说为主的纪录片样式,至今仍被广泛运用。
四、苏联纪录电影奠基人维尔托夫
吉加·维尔托夫
吉加·维尔托夫(DzigaVertov, 1896—1954)是苏联电影导演、编剧,电影理论家,苏联纪录电影的奠基人之一。
1.生平与创作
维尔托夫出身图书馆管理员家庭,从小喜欢韵律节奏,这是他进行纪录电影革新的一个基础。最初他是一个未来派诗人和音乐家,十月革命后在莫斯科电影委员会新闻电影处任职,领导前线电影摄影组。
维尔托夫的主要纪录片有《电影眼睛》(1924)、《前进吧!苏维埃》(1926)、《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1926)、《带摄影机的人》(1929)、《关于列宁的三支歌》(1934)。
《电影眼睛》记录了少先队员夏令营的生活,以电影镜头表现苏联意识形态对日常生活的影响。《热情,顿巴斯交响曲》(1932)实现了纪录电影史上第一次实地录音。维尔托夫把机器的声音演绎成为一首机器的交响诗。维尔托夫在苏联受到“左”倾思想的排斥,拍摄《关于列宁的三支歌》成为他最后的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