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是中国绘画在审美态度上一个巨变的时期，那么，在绘画语言上，这个时期到底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在此之前，我们所看到的绘画作品，多是用水调矿物颜料来画的。但荆关董巨的山水画，虽仍有少量用矿物颜料画成的“青绿山水”，多数却是用水墨画成。墨是中国的书写留痕的介质，墨的制作有用矿物的，但工艺成熟的墨是由松树烟制作的。松树含松油脂，所以烟墨中也就含有少量的树脂。这是墨发亮的原因。
过去制成的墨是固体，那时还没有现在制成品的墨汁，固体墨要在有相当硬度的东西上加水研磨，才能用来书写，故称水墨。这个研磨的过程是很讲究的，也很费工夫。所以，许多人就一边研磨，一边构思。研磨讲究的是墨与水的比例、浓度、匀度。水多则稀，水少则稠。过稀则不能留痕，过稠则运笔滞涩，不能流畅。
因为要研墨，就有了砚。起先研墨的砚台，并不很讲究。后来因为它伴随文人、士大夫终身，每天都要与它打交道，也就讲究起来了。
这样，春秋时有了笔、墨，汉代有了纸，再后来有了砚，加上文人、士大夫的喜爱把玩，就成了“文房四宝”。
这“文房四宝”完全结合起来，用于绘画创作，是在五代时期。这是文人情趣的体现。
这使中国绘画从五代以前的色彩世界转变到了以水墨为主的黑白世界。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魏晋以前，士大夫都是识字、读经史的人，懂得如何治国平天下。所以，入世、建立功绩是他们的主要追求。魏晋以后，士大夫不再单是士大夫，他们兼起了文人的身份。游艺的情怀是文人的特点，这时他们会忘掉治国平天下的匹夫职责，逃回到私人的、一己的世界，读书也就有了陶渊明的“好读书不求甚解”、“得意而忘言”的意思。尤其是在仕途坎坷、宦海莫测的时候，他们即使不采取具体行动，也会在内心中有逃逸到一个怡情悦性的天堂的向往。这个怡情悦性的天堂就是寄情山水，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忘忧、忘情，做一个高人。庄子的思想特别适合这种文人情怀，因为庄子的思想就是“汪洋恣肆以适己”。文人的情怀的逃逸、遁世、寄情山水，并不是承担责任，而是放弃责任，是庄子的“汪洋恣肆以适己”。
当然，在逃往自然世界中，也有讲究，不仅要寄情于山水，也还得获得真性。真性是本真的性情，没有炫目的色彩，没有感官的**。所以文人们就喜欢清雅、淡远，这样，色彩也在文人的精神世界消失了。不仅要排斥色彩，还要远离尘世的**，他们说“遗世独立”，“遗世”才能“独立”。于是，在他们的山水诗、山水画中，不仅人变小了，而且他们倾向于描绘一个“人迹罕至”的世界。
文人、士大夫每天用墨在宣纸上书写，书写的过程是一个留痕的过程。文人、士大夫们也就在自己的书写留痕中，发现了自己的个性表达——笔迹。他们在笔迹中发现了个性的、人格的、情怀的自然流露。将这种“痕迹”的个性、人格、情怀的流露系统化、创造化，就是书法。这也是一个没有炫目色彩的“痕迹”的世界。
虽然书写留痕不讲晕染、皴法，但墨的浓淡变化和墨在纸面上的擦、皴、渗、染、晕等变化，却被发明出来，以在绘画的世界中创造一个“书写留痕”的图像。这就是文人画的黑白世界，一个纯粹水墨的世界。
公元6世纪到公元9世纪，在西方，正是神至高无上的时代，在中国，却是绘画中人最辉煌的时代。人物画不仅在唐代居于首要地位，而且那时人物画的画中人是神、逸、劲、健，充满智慧，仿佛肉体凡胎都在发光。到公元12世纪以后，西方是人的觉醒时代，在中国，人却在苦寒中躲进了水墨的黑白世界。
水墨的黑白世界，排斥炫目、**的色彩，是为了见真、见性。老子在《道德经》中说：“持其黑，守其白”，而五色却使人目眩。那么，水墨的黑白世界怎样才能见真、见性呢？这就是水墨画的精神了。
中国绘画进入这样的水墨黑白世界，主要的挑战就是这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