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冬的午后，独自窝在家里，在我的书房里。室外的天空阴霾得很，有冷风，阳光似有似无，迹象显示来点音乐更好？我没去开音乐，只是安静待着，巷子里也安安静静，少有人走动，连平时念经不歇的东门宗里也安安静静，我想，此刻安静，对应我的内心。
音乐是我的第二生活，除了文学。音乐是一种抽象的存在，谁也不能说那些黑色小蝌蚪游在白纸上就是一段美妙的音乐，除非有乐手将它们演奏出来。人们问勃拉姆斯《第二交响曲》哪一个演奏最好，他回答说，当他在谱写此曲时音乐在他头脑里形成的风暴。当然，除了勃拉姆斯自己，谁也无法听到，所以就有了无数种演奏版本。音乐不像绘画，一幅画在完成后就成了，其他所有的再现只能是临摹；音乐可以通过不同演奏方式重现，通过乐器、乐手、指挥重现当初在作曲家头脑里升起的那幅音乐风暴。为了这场清晰的音乐风暴，我不停息对它的追求，我开始，并情愿地作一名天真的和感伤的乐迷。这个称谓来自小说家帕穆克在哈佛大学所做的演说合集《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该书名源自席勒著名的论文《论天真的诗和感伤的诗》，席勒把诗人分为两类：天真的和感伤的。天真，率性而为，天真的诗人不假思索地写诗；感伤的诗人则多质疑，关注技巧。文学史上的但丁、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歌德等都是天真诗人；席勒则自称为感伤诗人。如果把“天真的”和“感伤的”一说放诸于音乐史上，那么以旋律见长的音乐家莫扎特、肖邦、门德尔松、柴科夫斯基、福雷、舒伯特、马勒、布鲁克纳等是天真的；以技巧见长的贝多芬、勃拉姆斯、舒曼、瓦格纳、斯特拉文斯基、肖斯塔科维奇则是感伤的。而我，不假思索地选择了古典音乐，在一个物化的时代听古典音乐—我无疑是一位天真的乐迷了，漫步在古典之林，陷入音乐中，时常被一段音乐打动，我且做一名感伤的乐迷，反思音乐、文学和生活，或者像交响乐主题动机一样，在一番搏斗和挣扎后依然满怀希望地投入生活中去。
20年前我从一盒磁带里听柴科夫斯基，12年前我从一张唱片里听贝多芬，今天只需要在柏林爱乐数字音乐厅里输入用户名就可以观看最新的一场布鲁克纳音乐会了。聆听音乐时我们的意识在做什么？当初我喜欢的是柴科夫斯基一场优美的芭蕾舞剧《睡美人》，旋律的重复和曲折多变的音效使我投身于交响乐中，比起独奏曲、协奏曲，我更偏重有叙事意味的交响音乐，我不喜欢钢琴协奏曲之类的玩意儿，钢琴庞大的体积常与乐队为敌，无视其他乐器，虽然它们也有琴瑟和鸣时。我的身边有一盒普罗科菲耶夫《罗密欧与朱丽叶》组曲，只要我发动汽车的马达它就开始环绕着我讲述故事，延绵不绝的音色升起、消逝，再消逝、再升起，我把自己投身在虚幻的音像里，既有一种现实感（我在一辆移动的车里），又有强烈的破灭感（音乐之虚无）。我还不满足于组曲形式，又购进了全曲《罗密欧与朱丽叶》（伦敦交响乐团演奏，捷杰耶夫指挥），才心满意足。十多年前我听贝多芬，与许多音乐爱好者一样，关注“命运”、“田园”落在何章节，贝多芬是不是一位理性至上的音乐家等问题。切利比达克改变了我，我把切利比达克演绎的贝多芬听了个遍，有段时间我到了非切利比达克不听的地步，切利比达克的慢速指挥让每位听者有更多的时间聆听细节，每一个音符、每一个断奏，他可以将一个快乐章演奏得像慢乐章一样，至于慢乐章就更慢了，这是否有悖于作曲家的初衷？一个指挥家敢于将速度放慢到最慢，其实已经隐含一种哲理了，有关音乐的本质问题：速度与内容的关系，即时间和空间的关系。指挥家放慢的时间越长，我们聆听到的音乐细节就越多，内容就越丰富，他指挥布鲁克纳交响乐到达了巅峰：清晰线条的弦乐勾勒步步为营，金黄铜管乐演奏滴水不漏，直至一座管风琴的大教堂浮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