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不到与杭州爱乐这么快就建立了恋爱关系，一恋在温州大剧院，杭州爱乐南下，带来了不朽的柴科夫斯基；二恋我北上，转战杭州大剧院，即杭州爱乐乐团的大本营，聆听华丽大提琴。两次相隔时间仅半月，在我聆听音乐会的历史上绝无仅有，甜蜜的恋爱完全由我一个人打造，是的单相思，杭州爱乐炫目的光亮驱散了我的孤独。
十年前听说杭州要造全新的大剧院，在钱塘江畔。杭州无论如何要有一座与其文化名城相配的音乐厅，可他们选错了地址，不该扬弃西湖，建到荒芜人烟的钱塘江，将一座孤零零的音乐厅遗弃在江畔，一任风吹雨淋。音乐厅要积淀，要雅致，最重要的是要人心所归，找到心与耳朵的安放之处，上海大剧院、上海音乐厅在最热闹的人民广场与南京路上，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时代”扎下了抒情诗人的根，像一道光线在多重阴影地面上的投放。杭州大剧院建筑设计上的败笔在于，为了实践“西湖”、“明珠”—他们全部建筑的设计理念，在大剧院门口弄了一滩莫名其妙的水，将游泳池里的蓝色地砖铺到水中，“这是西湖”，他们说。我从后门进来，整个大剧院若巨型头盔，匍匐在地表上，又似一个从天而降的飞碟，冷兵器时代的大斜面双曲玻璃幕墙拒人于千里之外，这哪里是美妙声音的汇源之地？最古怪的是与“西湖”一水之隔的对岸竖立起一个金黄色大球，暮色起时，从大球里发射出层层红光，真怀疑是否到了斯皮尔伯格电影《E.T.》拍摄现场。大剧院冷酷的建筑怎能包容杭州爱乐刚满周岁的声音，让他们完成音乐的洗礼？
大提琴之夜确实在孤岛上发生了，有时候荒诞与爱就这么相遇了。由于大提琴家王健的号召力，半个月前杭州爱乐在温州大剧院演出的冷清记忆被剧场里普通话与杭州话混合的热闹场面替代。穿黑色西服的杭州爱乐音乐总监杨洋上场，他戴近视眼镜，左胸口上别着一枚红色的杭州爱乐乐团徽章，开场曲为柴科夫斯基《波罗涅兹舞曲》选自歌剧《叶甫根尼·奥涅金》，杭州大剧院比温州大剧院舞台宽，向内的纵部更深，乐队比在温州演出时响亮，毕竟是一支年轻交响乐团，音色织体停留在响亮表面，没有往美、柔和弱上发展。音乐总监杨洋的指挥幅度比林大叶小些，紧凑些，短小精悍，杨洋个子小，林大叶身材高大，在林大叶身上可望见穆蒂的风格。大提琴家王健出场，从柴科夫斯基大提琴名曲《洛可可变奏曲》，到大提琴独奏，王健将整个杭州爱乐抛在了一边，他一人可敌一支交响乐团，那晚对我来说，大提琴是可亲的，它的弦、它的光线、它的揉与捻、它的色与香，全在王健的左手与右手的配合上传递出来，我沉浸在提琴手自然的气息里。四年前我第一次听BBC交响乐团，王健亦担任大提琴手，演奏爱德华·埃尔加的《E小调大提琴协奏曲》，大提琴的声音连绵在漫长的孤寂中。四年后，在杭州，王健为我们带来《洛可可变奏曲》，它的浑厚的胸腔、它的腼腆的低音，整个就像王健本人，他以他的美德、智慧、瞬间的忧伤征服了我们。观众自然要求“安可”，王健就“安可”了两曲。一曲《二泉映月》、用大提琴演绎的《二泉映月》，高音部分与低音部分由同一把琴弦拉出来，高音区一位哀怨的女子在月光下彷徨复彷徨，低音区一位男性出来安慰着女子。第二曲为巴赫大提琴组曲、王健的拿手好戏，仿佛让我们闻到了18世纪的庄严、雍容、无限喜悦。
下半场演奏理查·施特劳斯交响诗《堂吉诃德》。大提琴十个变奏如同堂吉诃德一次次不着边际的理想的落空，只能说我在王健身上找到了理想的实现。我后来比较着听了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罗斯特罗波维奇担任大提琴演奏的版本，第一个单簧管音出来就显示出大乐队气势一位颓废的游侠骑士从暮色中走上前来，想主宰世界的人亦被世界所主宰。堂吉诃德惨败，大提琴全胜。最后一幕堂吉诃德与恋人杜西妮亚相互搀扶着，以田园牧歌式的宁静告别了大地，越走越远。
2010年6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