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类型定位对一个电影产品的市场潜力是何等重要。而难以划归为某一类型的影片却很难获得成功，因为影片类型定位无论在影评界还是在电影消费领域都有非常明确而固定的指向。不同类型都有其固有的定位观众并有相应的话语平台作为支撑，如杂志和网站。于是乎，在银幕剧作家的眼中，类型甚至被视为一种创作方法。他们会研究特定类型的影片，将其作为模板，根据类型常规来决定影片的情节走向和内容取舍。利用这种类型创作法，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堂而皇之地借鉴甚至抄袭成功影片中的成功要素而将其攒为新的剧本。此举不但不会招致麻烦，反而还会更受欢迎。尽管此法炮制出来的影片少了很多原创性，尽管有追求的剧作家会本能地抗拒过去作品中已经存在的元素，尽管“新颖和惊奇”通常是好电影的决定因素，但“类型剧本”的创作者却必须遵循观众认可的类型常规，不会也不敢打乱某一类型的故事节奏和结构，必须在“陈词滥调”和“新颖惊奇”之间取法有度，保持一种精妙的平衡，而不能冒着疏离观众的危险去追求背离了类型常规的面目全非的原创感。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类型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文本表达，其结构形式来自于一种有特定群体带着特定目的而参与的、每每不断重复的社会情境。因此，类型并不是纯粹的文本，而是需要解读的文本，其创作和解读具有一种必然的社会属性，而非一个可以独居象牙塔的孤立存在。也就是说，类型文本必须是社会化的，而非个人化的。这便能解释，任何耽于个人化的表达为什么难以被大众接受的原因。就电影而言，类型的这一社会化属性使电影的商业化和产业化成为可能。撇开这种社会属性，商业化和产业化便不可能形成，如同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这便牵扯到“文本、创作者和解读者”之间的三角关系。所谓类型定位，实际上也就是如何平衡这三者关系的问题。这种关系的确立，更多的是以类型文本的诸多外化特征为标志的。类型作为一种特征显著的外化形式，所提供的正是一种赖以创作文本和解读文本的框架，是文本创作者和解读者之间的共享代码。没有这种共享的类型代码，交流便不可能实现。这便能解释，为什么脱离类型的创作大都不幸而沦为不为大众所接受的小众艺术的原因。类型创作的文本中必定倾注着作者对于读者的定位努力，因为读者对类型文本的解读都是依循类型中预置的定位代码来按图索骥的。每一种类型都对类型文本的参与者具有定位作用：无论是作为采访者还是受访者，作为听众还是讲述者，作为读者还是作者，作为教育者还是受教者，或者作为对某一特定问题感兴趣的群体等。每一种类型定位都隐含着对有可能在受众中产生的不同反应以及不同行为的预期。也就是说，每一个类型文本都为读者提供了一种“解读定位”，一种由作者对文本的“理想读者”而预设的定位信息。因此，文本中内置的便是对“理想读者”的假定和预测，这种信息包括读者对主题的态度及其社会地位、年龄、性别和种族等因素的考量。
从宏观上而言，一个类型的流行与否所反映的是一个社会的道德规范和价值取向。无论什么媒体的类型，都是特定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体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类型的进化就像生物的进化一样，其兴衰沉浮是与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相辅相成的。类型常规也是随着时代的意识形态气候的变化而变化的，是反映观众的社会文化关切的晴雨表，同时也是创作者价值观的具体体现。
某一特定时代的大众传媒类型反映的正是这一时代的主流价值观。主流价值观出了问题，类型定位则会呈现出一种纷乱的局面。因为类型文本即是一个文化的道德价值观的体现，类型常规必须反映一个时代的核心意识形态关切，才有可能流行开来。也就是说，流行的东西必定是这个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最为关切的东西。不过，主流却并非官方的诺亚方舟，而是可以载舟亦能覆舟的草根之水。这便是好莱坞在其百余年的类型创作史上，为什么着意强调电影的大众娱乐属性的症结性的理论依据。
正是由于中国电影观众开始拥抱了类型，而诸多电影创作者投其所好地适时炮制出一系列脱胎于甚至山寨于好莱坞的类型电影，中国的电影市场才会呈现出“井喷”态势。相信，随着我们的产业结构不断完善，观众定位日渐成熟，中国电影的类型创作必将带来中国电影产业的持续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