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堡剧评》的第九十一篇，谈论了性格的普遍性。他在第九十五篇中曾说：“就第一层意思来说，普遍的性格是这样一种性格，在他身上集中了人们从许多个别人，或者从一切个别人身上观察来的东西。简而言之，这是一个‘超载性格’。这与其说是性格化的人物，毋宁说是拟人化的性格观念。但就另一层意思来说，普遍的性格则是这样一种性格，体现了某种平均值，体现了一种中间比例。简而言之，这是一个‘常见性格’，不仅性格是常见的，而且性格的程度和限度也是常见的。”[57]他在这一章具体地探讨了喜剧性格的普遍性，并触及悲剧性格的普遍性。假如喜剧作家采用了某个真实的人名，应当根据普遍性来展现人物，不必拘泥于真实人物的某些偶然的个性。他说：“在这种情况下，诗人宁可选择虚构的遭遇，而不选择真实遭遇，但仍然让人物保持真实名字。这是出于双重理由：第一，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于照这个名字想象一种在其普遍性中所表现出来的性格；第二，因为真实名字似乎跟真实事件是分不开的，而曾经发生过的一切，比不曾发生过的事，更令人置信无疑。”可见剧作家既要积极利用真实的人名，又要超越于个性之上，尽量表现共性。他还指出，“悲剧的性格必须像喜剧的性格一样，是具有普遍性的。”这个观点和传统的欧洲戏剧观有一定的区别，莱辛之前很多人认为悲剧描写的是个性，但莱辛认为悲剧也得以普遍性为依据。
莱辛的性格观是戏剧理论中的重要财富，但我们不能视之为一成不变的教条。到了后现代主义时代，有些作家故意塑造那种前后矛盾的、没有明确目的性的人物，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虽然主张理性地看问题，但本身也有不少偏见，例如说，他认为土耳其、苏丹等东方国家的君主只能是没有理性的独裁者。这是赛义德曾经批评过的典型的东方主义。
延伸阅读文献
1.狄德罗的《论戏剧诗》中讨论人物性格的部分，见《狄德罗美学论文选》，徐继曾、陆达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2.［意］皮兰德娄：《六个寻找作者的剧中人·前言》，见《寻找自我》，萧天佑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89。
■经典文献
第三十四篇
1767年8月25日
无论如何，我总觉得作者不把历史人物的性格加在他的人物身上，比起根据内在可能性或者教育性自由选择的性格与实际不符来，是一个大可谅解的缺点。前一个缺点完全可能发生在天才身上，但绝不可能是后一个缺点。天才可以不了解连小学生都懂得的千百种事物。他的财富不是由经过勤勉获得的贮藏在他的记忆里的东西构成的[58]，而是由出自本身、从他自己的感情中产生出来的东西构成的。他听过或者读过的东西，要么复又忘记，要么无意深入了解，只配摆在他的杂货铺里。而他的作品经常而又严重地违背事实。这种现象的出现，有时由于胸有成竹，有时由于骄傲自满，有时则又毫无意识，简直令我们惊诧不已，令我们目瞪口呆。有时我们甚至拍案叫道：“但是，这样一个伟大人物怎么会不了解！——他怎么会想不起来！——他没有考虑过吗？”还是让我们住口吧。我们相信，这是对他的侮辱，而在他看来，我们是可笑的。我们比他了解得透彻的东西，只能证明我们比他学习得勤勉。遗憾的是，这对我们来说是必要的，假若我们不想当个十足的笨蛋。
